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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们放在玻璃糖罐里。到了晚上，我就用缝被子的大鼻针把它们挨个钉在床头上，然后躺下来睡觉。它们透明的翅膀在空中扑扑地飞，直到第二天早上还停不下来。不过，我二哥讨厌嗄厸。可能是有灯光的缘故，那些嗄厸半夜里也会偶尔叫几声，我二哥气鼓鼓地从床上跳起来，把嗄厸从墙上扯下来，用力甩在地上。
我摔坏鼻子的那天，看见我二哥和父亲在堂屋里打了起来。
二哥用力将父亲推倒在地，嚷道：“没用的老货，没本事就别把老子养出来！”
父亲举着擀面杖的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我觉得父亲确实没本事，要是换了我，我二哥准遭殃。我会像隔壁的明国叔对待他的儿子“小和尚”那样，把他丢到河里淹得半死再捞起来。我的母亲也有点傻头傻脑，为了哥哥们的婚事，她也没少上别人的当。村子里吃闲饭的懒汉、婆娘经常来我家骗吃骗喝。我家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都让这些人吃完了。随是什么人，只要人家说要给哥哥们说亲事，父亲就满脸堆笑，让母亲到灶屋忙这忙那。客人吃完，抹着嘴唇就走了。我记事时起就这样。
就连好吃懒做的三婆也能把母亲骗得团团转。
半个月前，她吃完我母亲给她做的一碗糖鸡蛋。我已经记不清我母亲给她做了多少碗糖鸡蛋了。她舔了舔嘴巴，很有把握地说，“女方就住在离我家二里多地的一个叫蔡洼的小村子，死男人都几年了，有二个孩子，只要老二愿意倒插门，我看能成。”
我只听说三婆娘家在大别山脚下，离我们这里有三十多里路。山里的婆姨朴实，也能干农活，二哥听了就很高兴，我捉摸着他早想这么干了。他想学我的锁匠大哥那样离家远远的。那天，三婆在我们家吃了晚饭，父亲领着她来到我家前面的猪圈，看我母亲喂的那头肥猪。
父亲说：“到了年底，猪就可以出栏了，到时候猪下水谢你这个大媒人啦。”
父亲原来也是个锁匠。我听人说，他爱跟一些骚娘们勾搭。夜里，他常用自己配的钥匙去开那些女人的门。上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到池塘边的柏树林子里捉麻雀。麻雀都是些见不了世面的呆货，手电光一照就懵头懵脑，等着人去捉。那天晚上我没有捉到麻雀，却看见父亲和一个妇人鸽子一样叠着脖子换气。父亲的裤子已褪到了脚跟。靠墙跟的一块平滑地方，地上垫着稻草。那妇人见到手电光，早溜得不见人影。那妇人的背影我认得，像是翠花婶子。
父亲见是我，不紧不慢地紧着裤腰。
“狗日的老八，这么晚了，还在照什么呢，没看老子在解手吗？”
我以为很快就会忘了这件事。我之所以现在还时时记着，是因为父亲的屁股太白，太亮了。在黑暗中灯笼一样发光。我相信我会一直记着这件事的，到死也不会忘记。但我不敢告诉母亲那件事。我怕她会打我。可是，从昨天起我相信父亲再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了。
一大早，二哥从蔡洼相亲回来了。他是和媒人三婆一起回来的。他前天就去了，和女方相亲后，在三婆的娘家住了一夜才回来。二哥很高兴，就像已经把那寡妇搞到了手似的。三婆说，女方也比较满意，就是男人死时家里欠了几百块钱的债，如果我家能拿出五六百块的彩礼，这事就算成了。
父亲愁苦着脸，走到厨房和母亲小声嘀咕着。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孩子—生的终身大事，你们看着办吧。”
三婆吃完糖鸡蛋，示威似的丢下一句话就走了。那天晚上，二哥和父亲又吵了一架。父亲劝他说：“那女的结了扎，给人家养后人不划算，找个瞎子跛子，生个一男半女，也比找个绝户头强。”
二哥摔着凳子，回道：“你一辈子养了这么多伢，到头来又有什么吊味？”
他们两个就这么又吵起来了。我三姐吓得大哭。我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他从母亲手里夺过火钳，撵得二哥疯狗一样满屋乱跑。我母亲扯不住，被父亲一胳膊甩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这才愤愤地停下来。
二哥悻悻地回到房里蒙上被子睡觉。我和父母亲在一个床上睡。夜里，父亲翻来覆去睡不落觉，几次坐起来靠在床头抽烟。母亲小声对他说：“他伯，急也没用，我看明天到二丫头和我娘屋里把钱凑齐了吧，把这个冤孽的大事解决了，随怎的也算翻了一页书，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啦。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人家看笑话也不是个事。”
父亲长叹一口气：“我养的是儿，哪晓得到头来喂成了骡子，老大跑到外省给人家养后人，现在老二也这样，早晓得还不如一出生就丢在尿凼里淹死了还省心一些。”
天没亮，父亲就带着我一起到二姐和舅舅家借钱。父亲说，带着个小孩借钱时有个由头，好说话。一听说借钱，二姐夫就找人把仓里的几百斤早谷用板车拖到镇上去卖。这工夫，二姐已经注意到我的鼻子。我撒了谎，把二姐拉到一边，告诉她说是我睡着了，被猪啃的。
二姐显得很伤心，摸着我的头疼爱地说，“老八，塌鼻子找媳妇难啦。”
二姐的话与母亲所说的如出一辙。我暗笑二姐太蠢了，只有人吃猪，猪怎么会吃人呢？再说了，我的鼻子也不是为媳妇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二姐太蠢了。
舅舅是二姐的媒人，两人在一个村子。二姐嫁给了舅舅的远房侄子。舅舅中午和父亲在一块喝酒。一直到二姐夫从镇上卖谷回来，父亲才讷讷地把借钱的事说出来。
椿树下的悲剧
■ 胡晨钟
民国十三年，一场洪灾降临了。
椿树镇被淹没在浊黄的洪水中，这官道上繁华的店铺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只剩下一些屋顶和房屋的残骸。
绸缎铺的商老板跌跌撞撞地奔走在乡间小路上，在一场洪峰涌来之前，商老板伤佛有神灵指点，他抓起平日珍藏的一袋大洋跑了出来，房子轰然坍塌，一家老小葬身于洪水中。水还在漫延，商老板高一脚低一脚地拼命往前奔跑，他拉锯一样地呼呼直喘粗气，泥点子糊满了全身全脸，与平日那个光鲜、体面的老板判若两人。在逃命中他听到身后有涉水的响声，商老板回头一看，发现骤急的雨丝中裹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稍近才认出，是平日在绸缎铺门口卖荞麦粑的韩青山。
韩青山家境贫穷，靠卖荞麦粑糊口度日，对于这种又黑又粗的粑粑，商老板是不屑于品尝的，他在撩起长衫进店时，有时顺便也给韩青山一个微笑，但两人不是一个层次的，绝无交往。
小路到了尽头，尽头处是一棵两丈余高粗大的椿树，极为醒目，椿树镇因此而得名。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到了脚部，到了腰部，环顾四周，除了水还是水，商老板无奈，只好抖抖地勉力爬到椿树的枝杈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抚了抚那袋大洋，欲哭无泪，大洋限制着他再爬高的愿望，也宽慰着他那颗惊慌失措的心。
韩青山也随后爬到椿树上来，也许是负重较轻，韩青山爬到了商老板头顶上的那股枝杈上坐下来，两人在洪水的包围中成了生死邻居。
浑浊的一望无际的洪水缓缓地往前流淌，不时有死尸、木料、耕牛等牲畜漂浮而过。光阴在死神的威胁中一寸寸往前捱动。
韩青山不知什么时候从背上包袱中拿出一个荞麦粑说：“商老板，肚子该饿了，吃一个吧。”
商老板望着韩青山那脏兮兮的手，满是污垢的黑指甲，摇了摇头，但韩青山那极香甜的咀嚼声勾起了他的食欲，他这才记起已有好半天没吃东西了。
商老板忍住饥饿，出神地望着洪水，水没有退的迹象，还在往上涨，像这样涨上去，再过两天，就要淹到他的脖子了。由于饥饿，他攀在树上的手没有力气，肚里空荡荡，他犹豫了许久，朝韩青山喊：“青山，给我一个粑。”
“好咧。”韩青山好像往日做生意一样脆生生地答应，又接着说：“一块大洋一个。”
“什么？”商老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韩青山，真是黑了心啊，要知道，一块大洋一担白米，可以把他那一锅荞麦粑全部买光还绰绰有余的。
不吃，坚决不吃。然而接下去的光阴分外难熬，而韩青山背上那荞麦粑诱人的香味竟直往他鼻孔里钻。
商老板终于一咬牙说：“好，一块大洋一个就一个，拿五个来。”
说罢他去包裹里数银洋。
“又涨价了，我的粑不多，要买，十块大洋一个。”韩青山在头顶上不慌不忙地说。
商老板气昏了，这个韩青山不是买粑，分明是乘难打劫，商老板仰着脸，恶狠狠地盯住青山：使劲地咽了口水，铁心不买他的粑。
天黑了又天亮，洪水没有再上涨，但也没有退。商老板饿得眼前金星迸现，人酥软无力，他想只要坚持住，洪水退了山珍海味任他吃，那时首先就要把韩青山撵走，不许这个奸商在他店前卖粑。
又一阵荞麦粑的香味传来，是可恶的韩青山又在吃耙，他“吧嗒吧嗒”地吃得有滋有味，韩青山见商老板出神地望着他，便得意地大喊：“商老板，吃粑不？五十块大洋一个，耙只剩下几个了！”
商老板气得七窍生烟，这个黑心的家伙，说不定下回要说一袋大洋换一个粑呢，不吃，宁死也不吃。为了稳妥，商老板特意将大洋包裹牢牢地拴在枝杈上。
洪水流着，一分一分地退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饥饿的商老板终于支持不住，一失手，从树上掉进洪水中，随即被洪水卷走，只剩下那装大洋的包裹挂在树上。
过了一日，洪水退了，韩青山蹒跚着平安回家，背上背着商老板的那大洋包裹。
几个月后，韩青山不再卖荞麦粑，他在椿树镇开了一家“青山粮行”当起二老板。
韩青山当粮行老板，大斗买，小斗卖，发水掺沙，以劣充好，样样做绝，囤集了十多个囤子的大米、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