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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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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