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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