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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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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不知是什么人传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
不过，从我的讲话中看得出来，认为经济工作搞得好的是陈云同志，这是确实的。我讲到：经济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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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一 拥护、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给他一些帮助。这就要说到1980年前一两年的事。那时，话剧《女贼》、《假如我是真的》这两个戏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两个戏的倾向是不好的。后来，召开一个剧本座谈会，胡耀邦要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他找到我，让我帮助他准备稿子。我专门组织研究室的同志，把马克思他们论述流氓无产者的文章、观点收集起来，供他参考。马克思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革命以前，我们不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革命成功以后，更不能崇拜、宣扬这些人。耀邦同志认为这点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映不错。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而且很想搞得高一点、快一点，因此他就要批评妨碍他搞多、搞快、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即消极平衡论，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我听到这个意见之后，就和他讲：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平衡论，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沦。胡听到这个话后，噢了一声，很惊讶，他不知道此事。这不奇怪，因为他那时没有接触过经济工作。我又说：“大跃进〃运动之后，毛主席已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其实陈云同志的平衡论也不是消极平衡论，而是考虑：〃到底是以短线平衡，还是以长线平衡？〃按着长线去平衡，怎么也平衡不了。按着短线平衡也不是消极平衡，认定了某几种产品是短线，如实地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还是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例如钢材、水泥和木材是短线，了解了之后，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增加生产，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多生产。这是一个表现。另一个，除了自己增加生产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进口。能进口多少。就进口多少。这不又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吗！在采取了这些积极的做法之后，来平衡我们的各种产品和部门。这样做之后，我们有些长线东西，就富余出来了，等到下次有条件还可再用嘛。或者增加出口嘛。我说：陈云同志的短线平衡是这样一个意思，把它当做消极平衡，不符合他的原意。我还向耀邦介绍了恩格斯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大体是整个天体是平衡的，相对来讲是静止的，而实际上平衡中间有很多不平衡，静止中间有很多运动。我请他看看这些有关的论述。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对我的帮助很好，是原则性的帮助。
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发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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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二 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