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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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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六 准备邓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2月16日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讲了一篇话《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12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也讲了一篇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提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的中心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篇讲话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标题也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我组织了一些人来搞，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种精神，即：〃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邓陈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邓陈合作”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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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七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文革〃、批〃四人帮〃，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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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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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