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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话勾去，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会上的即席讲话，批判了〃一切向钱看〃和它造成的后果。这个讲话，是我让吴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评〃一切向钱看〃的话删掉了。吴明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耀邦、赵紫阳一致。后来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确定收入这篇讲话，我照录音稿补上了反对〃一切向钱看〃这一段，并且报告小平同志，说过去公开发表时没有整理进去，现在根据录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讨论精神文明决定，乔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姚依林、田纪云。李鹏、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鹏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讨论一次。信传到田纪云同志那里，在一次会上，他讲了一段话，听不出来是反对还是赞成〃一切向钱看〃。赵紫阳插话讲，〃一切向钱看〃这个提法，赞成或是反对，不容易说清楚。他说，商品经济，一切都要通过货币，都要经过货币单位进行计算，这个是不是向钱看，如果不是向钱看，那么什么是向钱看，这个界限难划。耀邦当时没有说话。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展开讨论。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生产的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讨论未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中央党校内部有过一个争论，有人认为，在宏观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可是从微观看，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为目的，如果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经营就会很困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论从宏观、微观看，目的都应该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我们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大邱庄有四句话，即〃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于光远对此大加宣扬。1987年中顾委召开批评于光远的生活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同他争论，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会以后，许立群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光远。与此相联系，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许多事情都要有偿服务。大中小学的教师要搞创收，弥漫一时。这种说法和做法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于后来香港人都看不惯了，说大陆一切向钱看太可怕了。有些资本家说，我们一切向钱看是为了经商，比大陆的一切向钱看还看得远一点，大陆所到之处可以说无钱就办不成事，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有一次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发现，说香港人都反对我们一切向钱看。这里头包括回扣一类的事，如商务谈判，个人得了一点小利，而国家吃了大亏。赵紫阳说出一个道理来，说乡镇企业不行贿，原料分配不到，没有条件搞活生产经营活动怎么办。就在赵紫阳笼而统之发展商品生产的大题目下，1987年以来的几年中，这种风越吹越厉害，拜金主义、商品货币拜物教这一套思想、这一套做法，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十三大的初级阶段理论出来以后，有人以十三大这个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叫超阶段，大公无私叫超阶段。有人说，初级阶段，坑蒙拐骗。我们的部队是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那种坏风气影响下，有些战士服役期间就算帐，在部队服役这几年少挣多少钱，不服役又多挣多少钱，甚至《血染的风采》的演唱者，开头很好，后来不给多少钱不唱。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借着所谓观念更新，我们一些优良传统，我们党的性质、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凡是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相抵触的，都受到挖苦、讽刺。
整党时提出一个正确的命题：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但这个原则不能引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党的政治生活。最早提出这个意见的是薄老和胡启立，本来这是对的。到了1986年特别是1987年以后，这种观点反而受到批判。要求不仅经济领域商品交换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切领域包括政治生活领域、思想工作领域，都要普遍地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书记处研究室整党中间，我们批评了林京跃的那句话：认钱不认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进步。这是他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上提的，说过去是认权不认钱，或者认人不认钱，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就得认钱不认权。认钱不认人。
关于按劳分配原则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按劳分配。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以按劳分配为最高理想和自己行为的准则。乔木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几句话，认为我们应遵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不能仅把按劳分配当成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更远大。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比如舍身救人你怎么按劳取酬？英勇牺牲怎么按劳取酬？〃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又怎么等价交换？近年来党内外有很多谬论、怪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观念的演变，把我们共产主义思想的原则，以及我们多年形成的优良品德、优良传统，在所谓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观念更新〃的借口下，一个一个地否定掉了。好一点的思想，好一点的观点，好一点的新闻，都不是受到称赞，而是受到讽刺、批评、压制。旧社会里头那些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与〃一切向钱看〃等坏思想美系很大。干这些坏事两个结果，一个是好的价值观念维持下来了，那我们两方面都能成功，一个是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质繁荣了，可价值观念丢得一干二净，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当时感到，他这个问题提得不错。这几年，他实际上是追求后一种结果。1988年初，我去湖北出席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基层干部在会上普遍有这么一种反映，思想政治工作每〃改革〃一次，就糟踏一次我们的党。他们所讲的，主要是指党组织在企业的地位。他们讲这几年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次一次贬低党组织，一直贬低到1988年党组织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毫无地位了，思想政治工作谁也不想做、也很难做了。
在这几年中，确实有些人以“改革”名义鼓吹私有化。吴树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如果说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说流氓资产者的出现，目前还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的一套确实已经弥漫中国，渗透到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赵紫阳的话来说，成了〃主旋律〃。这几年的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谓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宣传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有人占了社会主义的便宜，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靠卖社会主义出了名，发了财，但是越来越仇恨共产党，总嫌弃为什么不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是由于出现对反社会主义现象斗争不力，由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见。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许多在关键时刻挺身出来维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人。
关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化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理论，多年来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诬蔑、攻击。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做出了科学论断。但是那以后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传。小平同志这次讲，动乱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的产物，是必然到来的。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1983年，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我做了一点自己的解释。其中说到，如果将来一国两制实现了，我们所面对的斗争是什么形式，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同香港、澳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交往，交往中间，资产阶级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些话，是别人不讲的。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式同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式不完全一样，往往采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某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及其政策的阶级性质。笼而统之，说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能说明国籍，如果不做分析，见到谁都是一样的朋友，来访者都是一样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是要什么样的和平和发展，以什么为代价的和平和发展，实在大不一样。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