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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与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相逢了。她是他的女房东。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然而，他隐隐地感觉到一个目光炯炯的老人穆林，与卡捷琳娜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于是他开始了调查。
穆林曾是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强盗，是卡捷琳娜母亲的情夫。后来他对自己的私生女、貌美出众的卡捷琳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慕，尽管她当时还完全是一个少女。他焚烧了他们的工厂，杀害了她的父母，把她偷偷带走。他患有一种老年虚弱症，变得老态龙钟、虚弱不堪，但他十分怜爱自己的女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永远不离开自己，他竭力要她相信，她是他犯罪的同谋：他是为了她才杀死她的母亲的，因而她是肇事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他强迫她忏悔，以至将她逼疯。开始，卡捷琳娜以为只有那个江洋大盗才能保护自己，自从奥尔德诺夫出现以后，她开始相信只有这位年轻人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于是强烈的心理冲突在剧烈的情节变化中产生了。卡捷琳娜被这种折磨人的双重感情弄得痛苦不堪。她爱他们俩，但又惧怕他们俩。“你们两个我都爱，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曾这样向他们表白她那奇怪的双重感情。她后来终于决定抛弃年轻的幻想家，宁肯毁掉自己，也要同那个主宰着自己命运的可怕的统治者待在一起。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其中描写的刑事案件波澜起伏，充满紧张的心理斗争。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风景素描式的小说，这篇小说以神秘事件和恐怖事件为中心，在强烈的情节冲突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应该说，就写作技法与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而言，这部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走向苦役场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1847年春天，刚刚与别林斯基决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19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彼得堡革命知识分子小组的组织者，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训练有素的宣传家。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住在彼得堡波克罗夫斯基广场附近一座陈设简陋的小木房里，每逢星期五，他便把一些对近代社会经济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召集到自己家里，就大家所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应当说，这仅仅是一个由一群和平的自由思想者所组织的沙龙，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也很散漫，也不与广大群众联系，他们共同信奉的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以此来抨击现存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接触到了傅立叶的学说，他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他与傅立叶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
傅立叶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强调社会要适合人类的需要，主张以“法郎吉”为名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基础重建社会。这是1825～1850年间产生的几种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之一。他把“法郎吉”设想为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合作团体，认为“法郎吉”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方面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他的代表作为《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关于家庭农业联合》、《新的工业世界》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改造理论，它“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而他最忠情于傅立叶主义的，是因为“这种体系中没有憎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对傅立叶的学说一见如故，与他心底所具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个心爱的主题——黄金时代的思想。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诗，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曾存在过一个淳朴自然、怡然自乐、充满正义与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人类既不知道什么是私有财产和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是恶习和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黄金时代固然是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但有些人却为它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先知们曾为它惨遭杀戮，英勇捐躯；如果没有这种幻想，人类就不能生存，甚至也不能够死亡”。在那个时期，他坚信这种“难以量信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并准备以自己的语言艺术为之服务。
无疑，傅立叶的“没有憎恨”的法郎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充满爱意的黄金时代，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傅立叶主义，他便有了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狂热。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洋溢的演讲，以至人们都认为，他那火辣辣的性格最适于从事宣传鼓动。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诗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宣传一种争取自由的思想，广泛传播一种宽宏大量的学说。他的激动乃至狂热并不表明他对采取革命的行动充满着渴望。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自己也十分钦佩这些新朋友们的才华卓著和知识渊博。他曾试图写一部关于这些人们的长篇小说。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于傅立叶的“法郎吉”并随时准备着在星期五聚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时，他没有放弃自己更为痴迷的写作。1849年，《祖国纪事》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的身世。
这部长篇小说共分3个部分。第1部分《童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调，描写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新乐理的创造者叶戈尔·叶菲莫夫被贫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与屡遭不幸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那无比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情绪。他的继女涅托奇卡，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她因继父的才华未受到社会的承认而格外崇拜他，同时，她也将父亲不幸的原因强加在生母身上，她甚至巴不得那位同样受苦受难的生身母亲赶快死去。然而父亲并未在母亲死后摆脱不幸，这个不走运的小提琴家最终在妻子的僵尸旁癫狂症发作，一命呜呼了。第2部分《新的生活》描写了孤儿涅托奇卡寄居在一个富裕人家，成为X公爵那个高傲骄矜、爱发号施令的小女儿的女伴。涅托奇卡郁郁寡欢的童年与小郡主无忧无虑的童年形成了鲜明对照。娴静文雅、喜欢遐想的涅托奇卡，恭顺地接受着这位贵族小姐的狂热友情和乖俐性格的不断发作。在第3部分
《秘密》中，涅托奇卡的生活际遇是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悲剧的背景下展开的。X公爵前妻的女儿，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承担了保护捏托奇卡的责任。这位感情细腻、情操高尚并富于同情心的女性，爱上了一个与她不般配的男人，由于受到一些无知之辈的蔑视和她那冷酷无情的丈夫的嫉恨，她郁郁而终。而涅托奇卡却渐成熟起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辉煌的成就与荣誉指日可待。
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创作的尾声，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片断。由于作者被剥夺公权，这部小说只写到一半就猝然中断了。但从保留下来的这一“片断”中仍可看出其艺术构思的博大精深，结构原则的别出心裁，故事情节的曲折紧张和描写技巧的高超惊人。
最后的聚会
1848年的欧洲大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也激起了欧洲大陆顽固的封建统治的恐慌与岌岌可危。此时的俄国还处于沙皇严密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尤其激烈。从来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沙皇在欧洲大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面前显得一筹莫展，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俄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上。
还在1848年2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1849年4月27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年初，他出版了《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