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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他对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手法把握得非常准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有些忘乎所以。由极度的自卑到极度的自傲是许多天才作家在刚刚显示自己的天才时的典型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逃脱。
与别林斯相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了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圈子。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沙龙，名流聚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俄国当时的许多艺术家，诸如：屠格涅夫、维亚津姆斯基、丘特切夫等等。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因写作《穷人》而受到别林斯基青睐的年轻人，还十分尊重，但时间一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与这些名流们在政治思想、伦理主张、宗教观念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出版了。这是一部作家本人直到晚年都非常喜爱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如《穷人》一样的轰动，因为文学界的那些名流不喜欢这个作品，而别林斯基也只是在描写方法方面对之予以了肯定。围绕着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分手了，最终导致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二重人格》仍然使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具的分析的描写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官，具有勃勃的野心，他不甘于被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到上层社会。他想以娶上司的女儿做仕途捷径，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
在高略德金身上深刻地体现了欲望的膨胀与能力的懦弱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一系列“小人物”身上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高略德金也是一个小公务员，与其他“小人物”相比，他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略胜一筹，他是副股长，有自己的宿舍、佣人，还有一些积蓄。不过他也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他曾在外省的法院当差，因为官场的腐败和倾轧丢了差事。他步行到彼得堡，身无分文，几乎流落街头，只得寄人篱下，过着十分匮乏的生活。最后靠了一个“好人”的介绍才获得了一个职位。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毫无感情可言，以他的话来说：“眼前在我们工业时代，人是不爱温柔的；卢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性格懦弱，“胆小得像母鸡”，一举一动都说明“请你不要碰我，我是不会碰你的”。
过去的经历构成高略德金心理上的一大症结：恐惧。他唯恐人家把他当成“抹布一样擦来擦去”，不甘心成为像“抹布”一样的人。由这种“恐惧”，便生成了他试图摆脱贫困的“欲望”，只是这欲望大得让他自不量力。他看上了上司的女儿，梦想攀附一门有利的亲事，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于是，他愤愤然，开始觉得他有“凶恶的敌人”在要阴谋，搞诡计，要把他置于死地。事实上，此时他心理上无法消除的症结——恐惧，正在使他的精神走向分裂。他声称：“虽然我不是大人物，而是一个小人物，我却反而很自豪。不做阴谋家——这也是我可以自豪的。我做亭不鬼鬼祟祟，向来光明磊落，不玩手段，虽然自己这边同样也能做点坏事，而且很能做，也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做……但我不肯污辱自己，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是不干的。”但这不过是漂亮的言词，事实上，他的经历告诉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人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待机进取、功到垂成”，“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手段是适当的”等对他都有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那些不择手段的“幸运儿”真是一心向往。然而，能够做到“不择手段”，是需要一种性格的，是需要不择手段的能力的，像高略德金这样生性怯懦的人，只能对那些“幸运儿”从心底里羡慕，却无法在行动上实施他的欲望。对于他，只有绝望，绝望之后便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之后，高略德金的想象中出现了另一个“自我”—一小高略德金。小高德略金大胆、机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卑鄙无耻的化身。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如何勾心斗角，如何贪婪残忍。这套权术，本来是老高略德金十分羡慕而又苦于不擅此道，现在，对小高略德金的“指导”，他却又感到恐惧战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刻画了高略德金对待小高略德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小高略德金是高略德金实际上的理想；另一方面，高略德金对小高略德金的出现又感到万分恐惧，他感到了小高略德金的卑劣与可怕，他认为小高略德金是“想排挤别人，取而代之，占有别人赖以活命的位置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野心”和“卑劣的妄想”，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老高略德金与小高略德金的矛盾，正是高略德金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这二重意识冲突的反映，是他由恐惧而生成欲望并进而对这种欲望产生恐惧的复杂心理的表现。
产生高略德金这一文学形象，自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二重人格”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这一时期，正是沙皇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的过程。农奴制渐趋崩溃，资本主义日益抬头，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城市贫民受到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双重压迫，以高略德金为典型的小人物们承受着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重压，无法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在贫困的生活中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苦渡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高路德金是“是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
《二重人格》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的心理分析的深刻性上所具有的才华，尽管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太热衷于高略德金的病理分析与描摹，从而忽略了这种病态的“二重人格”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从今天看来，我们无法否认《二重人格》作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体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既为陀思妥耶斯基日后的小说创作找到了充分具备个人独创性的道路，也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无以胜数的心理分析小说开了先河。
与别林斯基决裂
1846年冬至1847年春，这是陀思妥耶斯基生平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时，他与将他领人文学界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政治主张、宗教倾向以及文学创作目的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梦幻。而别林斯基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已在思想上领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认为要建立那样的制度，不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作为革命家的别林斯基，与一个醉心于社会和谐的幻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隔开了一道难以逾跃的鸿沟——那就是是赞同社会革命，还是主张社会和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便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基督精神成为他全部道德标准的核心。而别林斯基则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根本上就否认上帝的存在。在别林斯基看来，基督教正是那个反动社会的顽固的精神支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基督教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步骤。
在文学创作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艺术要有其自身的自由，反对功利性地让文学承担起社会变革的使命。在他看来，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在于解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文学，他把文学的意义与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纠合在一起。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不仅要剖析现实生活，还要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革命性，它破坏旧的事物，着眼于未来，解放斗争的口号应是贯穿其中的。
可以说年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思想意识的全部领域都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别林斯基对他提出了言辞苛刻的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别林斯基小组，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原因。
《穷人》显露了这个作家的才华，但有很多人认为，别林斯基对其评价得太高了。而《二重人格》写完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大多采取了冷淡的态度，甚至有很多人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无疑，从一开始几乎被人捧上了天，随后又被人过于仓促和缺乏根据地从高空抛掷下来，这对于性格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一位经常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的医生亚诺夫斯基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于是，他开始躲避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不再与他们交往……。”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此后他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作品。
《女房东》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家”。奥尔德诺夫——一位茕茕孑立，由于离群索居而变得古里古怪的青年思想家。他性情孤僻，悒郁寡欢。他那“常常处在孤独的压抑下，只有从事紧张亢奋的工作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