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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狂热宣传消灭国家的做法感到愤慨与惊讶，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感到这个俄国人身上充满着生气和力量。最终，巴枯宁的形象作为一个痛苦的，恶棍式的悲剧人物出现在了他的《群魔》之中。
作者对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作者采用漫画式的讽刺描写，描述了他的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他完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人物表现了过于猛烈的攻击必，因而未能对这个人物做出艺术与哲学高度的概括，也未从性格的角度把他写成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戴了面具的骗子手、冒险家和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集丑恶之大成者，作者所擅长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未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过激的政治观念冲淡了他的艺术创作的结果。
在作者的这部小说里也有着成功的艺术形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便是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开始的构思中老韦尔霍文斯基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因而一开始作者一再对他进行揶揄嘲笑，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金蝉脱壳，冲破了讽刺的框框，具有了一些美好的特点并产生了深刻的生命力。关于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年后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他同时代人中最纯洁的一位；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是我们那些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当中的一个（这个40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我写进了小说，而且我们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形象是符合实际的。我喜爱斯捷·特罗菲莫维奇，并对他怀有深挚的敬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作者笔下，他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
以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为原型塑造的沙托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一个悔过自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他似乎在思想与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并且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国年轻一代的犹豫彷徨。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认为，《恶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缺乏给作家创作以主要的生动力量的那种主题，即：颠沛无靠的人们的苦难。在《恶魔》里完全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这或许是抓住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擅长于描写苦难的作家，他的艺术魅力在于，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苦难人物的苦难灵魂，在伦理道道上予以升华，从而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政治题材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当他急匆匆地试图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对敌对阵营进行抵毁时，讽刺与揶揄便成了他最常使用的手法。而当全篇小说完全陷在讽刺之中的时候，也便产生了浮躁的感觉，而失去了《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沉重，他所擅长的悲剧多少也转化成轻浮的闹剧。《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作政治争论时所写成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题材， （正如他的政论文章充满了保守性一样），不妨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无庸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有别于他的其它作品的小说，因为其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它的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做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在这部小说里，在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巧妙安排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显示了相当高的技巧。
《少年》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我们不得不讲述一段俄国文坛上的佳话：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
40年代，涅克拉索夫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并把它推荐给了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了文坛。然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决裂，涅克拉索夫也与陀思耶夫斯基分道扬镳了。20多年间，他们虽相互仰慕却终于不曾来往。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突然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提出请他为自己所主办的《祖国纪事》撰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友相会，感慨良多。涅克拉索夫期望能借此促使这位在俄国极有声望的作家接近进步文学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现在，老朋友提出了请求，他怎么能不答应呢？很快，他投入到《少年》的创作之中。从《穷人》到《少年》，两部作品连结出政治见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段故事感人肺腑而令人回味。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对自己所处的畸型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描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一幅广阔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长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干净利索地引出了一些决定着整部小说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命运的事件。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爱上了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漂亮妻子索厄娅。一向逆来顺受的索尼娅最终投入了韦尔西洛夫的怀抱。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阿尔卡基，并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收为义子。这桩“不光彩”的事件成了阿尔卡基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畸型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社会上倍受欺凌与侮辱，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敏感与脆弱，常常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成长是在腐化堕落的彼得堡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周围的环境使他陷入了极度迷惘之中。在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而精神却正在土崩瓦解的社会漩涡中，阿尔卡基也沾染了发财致富与当百万富翁的思想，他开始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但是，这个年轻人正处于对生活进行真诚的探索之中，他没有轻易地就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试图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要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怎样活下去？”阿尔卡基在真诚而又痛苦地探索着，他与各式各样人的进行接触，也包括与革命者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进行了接触。在这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革命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他从一个少年对生活价值进行苦苦追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革命者也在对人生真谛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作者最终没有让阿尔卡基在现实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而是让他从一位朝圣者的格言中领悟到“新生活”正在迫近，于是，他走进大学的课堂，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作者通过阿尔卡基这个形象展示了一代俄国青年孤独苦闷、犹豫彷徨但却真诚执着的一段灵魂史，主人公被丑恶的现实污染着，但他也在抗拒着。作者并不明确地为他指出的出路是到人民中去，到俄罗斯土地上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被作家想象为一个虽然脱离了人民却向往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空想预言家的特点。他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又对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当阿尔卡基问他“到底怎样活下去”时，他也只能以空洞的“老老实实做人”来回答。这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但作者没有把他描写成骗子，而是仍然从一个人生探索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描述。“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作者通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欧洲文明的态度。
在小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马卡尔曾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这个老人为了不与互相热恋的一对年轻人——自已年轻的妻子与他们的地主老爷韦尔西洛夫发生任何摩擦，远远地离开他们到修道院过起了隐居苦修的生活，但他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仍然给索菲亚以帮助、支持和保护，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这位虔诚的主人公还有着高超的诗歌语言的技巧，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宁静的美。这种内在的特点，比起韦尔西洛夫的哲学雄辩对阿尔卡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马卡尔这个形象的塑造，再次表达了他对理想中的人的看法，他们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具有着极为纯洁的心灵，温顺、仁爱，悲天悯人，心胸广阔，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小说中，索尼娅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出现的，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在《少年》的草稿中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母亲——俄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