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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送到养老院去，让她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残年，才算了却一件心事”。作者这样的描写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烈的讽刺性了，叶潘钦将军的善良除了更加突出他的庸俗性与内心的丑恶还能说明什么？然而，作者似乎意犹未尽。他接着写道：“‘真的，将军，我真想不到您毕竟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甚至觉得可惜呢，’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 ‘可惜？为什么？’将军发出亲切的笑声问道，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
这是一张怎样的嘴脸呀。“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化的动作，将这个人物阴暗丑陋而又自得志满的心理刻画得活龙活现，从而达到深刻的讽刺性。
小说强烈的悲剧性是来源于小说的整体悲剧氛围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外在基础，而作者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则给这部小说注入了根本性的悲剧精髓。正如剧中主人公面对社会现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显示了一种沉重的无能为力之感一样，作者面对自己的主人公也无法给他们找到一条现实的充满光明的路，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这部小说当成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来创作的。他是这样理解这种史诗性作品的：在这种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特别丰富和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相互关系能够揭示出深刻的内心悲剧，并指明通向人类和世界的伟大思想的道路。《白痴》的中心人物形象的确具有着深刻的诗意，梅什金、纳斯塔霞、罗戈任身上都体现着沉重的社会悲剧的因素，同时，他们精神上的交往也达到了真正内心悲剧的高度。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史诗。
《群魔》与《少年》
重归故里
1868年，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出版了，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强烈的刺激。面对这部“用现代艺术形式写成的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尝试一下这种“荷马式的体裁”，以便把他对当代人当代世界的整体认识体现在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中。他把这部作品定名为《大罪人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想，小说“整个主题思想需要很大的规模，其篇幅至少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旗鼓相当”。他是这样设想这部小说的主题的：描写一个俄国怀疑论者的人生经历，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在各种神学派别和民间教派中间动摇不定之后，“终于皈依了东正教和俄罗斯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一非常富于思想性和悲剧性的复杂艺术构思，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他设想这部长篇史诗将由五个独立成章的中篇故事组成，从主人公的童年写到他变成一个罪人，直到最终获得了新生。可以设想，在这部构思宏伟的史诗画卷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丰富多彩，无所不包的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图画。可惜的是，《大罪人传》最终未能完成。它的人物与思想零散地融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中了。
当时，要想描写当代俄国探求真理者的这种苦难的历程，就必须回到俄国回到俄罗斯大地上去。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大地上漂荡了几年之后，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在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上产生了一大转变：他永远放弃了赌博。面对着这个使他深受其害的恶魔，他的意志力最终取得了胜利。他兴奋地写道：“我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个几乎折磨了我10年的可恶的幻影消失了。10年来，我一直幻想靠赌博赢钱。我的这种幻想很认真，也很狂热。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完全是最后一次了。……我现在手脚自由了；我过去曾被赌博束缚住了手脚，我现在要开始考虑事业，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整夜整夜地沉缅于赌博了……”
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作家身上所具有的这个可笑的癖好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见证？总之，这是一个费解的问题。这里，不妨摘抄一本名曰《新魔鬼辞典》中的一个辞条，或许能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所顿悟。“怪癖：天才作家身上常见的一种毛病，如歌德喜欢从所收集的情妇的鞋了中获得激情，巴尔扎克喜欢泡在浴缸里构思小说，海明威喜欢一边写作一边练金鸡独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赌桌上玩命。这种毛病在天才作家生前被视为笑料，在他们死后成为佳话。”
在回国以前，为了避免在边界上遭到检查而生出其它事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奈地烧毁了他旅居国外期间所写的手稿，其中包括《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第一二部）。对于文学研究界，这真是莫大的损失。幸好，妻子安娜抢救出一些仍然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几部长篇小说的札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创作有着重大意义。
1871年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重归故里，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彼得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结束了。他后期作品的一些主要艺术构思都是在国外确定的，他最后3部长篇小说中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也是在国外牢固形成的。
一家报纸，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的消息。但是，正如安娜所说，“这并不帮我们的忙。”相反，“债主立刻出现了，要求付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国前委托“可靠人士”代为保管的一切财产，均已荡然无存。而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已高达2。5万卢布。一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们的财产，或立即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妻子安娜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遭到彻底破产。
很多亲属都发现安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已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她经常背着丈夫与债权人谈判周旋，以拖延期限。她还开始独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渐渐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妻子真诚的爱恋。他感叹到：“婚姻中寓有一个人3／4的幸福，而在其它方面——连1／4还不到。”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去看戏，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与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个温馨和平的家庭深深陶醉了。
《群魔》
1869年12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一桩发生在莫斯科的暗杀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以小说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可以融汇其中。
这是一桩被人们称之为“涅恰耶夫案件”的谋杀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了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在日内瓦，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巴枯宁十分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斧头为标志的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不久，这个组织的会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的命令，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一个池塘。警察很快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人民惩治会”也被彻底摧毁，涅恰耶夫逃亡国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忧心忡忡。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甚而使他有些恐慌，他深深地为俄国的前途而担忧。我们曾经讲过，他与民主主义阵营在政治见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死屋手记》到《罪与罚》到《白痴》，都有着他对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批驳。在这个案件面前，他无疑找到了一个以革命民主义阵营进行直接功击的楔机，他不无恶毒地写道：“纵然是一本攻讦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它写出来。”显然，他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回国后，他又进一步审阅了有关涅恰耶夫案件的审讯材料。他根据自己的复杂的艺术构思的需要，对审讯材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赋予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刑事案件以独特的色彩：思想与幻想、宿命与悲剧的有机结合，作者将他的小说定名为《群魔》，直接表明了他对其中的人物所进行的道德上的攻击。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人物，作为“群魔”的精神领袖，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但作者对斯塔夫多金这个形象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作者承认，他“抱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他被那个博大精深但却无效的理论扼杀了。作者把他视为一个巨大而又可悲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也是一个恶棍。但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之所以要坐下来为这个人物撰写稗史，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描写他了。依我看，这既是一个俄国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颇有典型性的人物。我是从内心深处把他发掘出来的。”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