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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场合是杨树林。 《郑风·野有蔓草》则重点描写了一对情侣在早晨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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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野的激动、兴奋之情。《郑风·风雨》描写了一位害相思病的女子在风
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鸟狂鸣的气氛下，盼见情郎一面的如饥似渴的迫切心
情，其情郎前来赴约后，相聚的喜悦顿时把所有的病痛全打消了。
《周南·汉广》描写了一位男子单相思的情愫。全诗采用比喻和暗示的
手法，揭示了一位男子暗恋一位女郎，而她却漂荡在汉江之上的无奈。江水
之宽，游之难似上青天，江水之长，绕行亦枉然。这位男子的胆量和勇气及
对爱情的执著精神与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一首埃及爱情诗 （载于开罗博物馆
陶片1266＋25218号）中的男主人公相比，不知要逊色多少倍。那位埃及小
伙子面对河对岸的阿妹，不顾河水波涛汹涌，不顾河中鳎憧植溃闳辉救搿�
河中，向对岸游去。他把鳎闶尤衾鲜螅盘ず樗缏钠降亍！�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男女青年在恋爱自由方面还受到相当大的
限制，虽然他们可以频频约会，但必须先有父母之约、媒妁之言的肯定和承
认。《齐风·南山》有诗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啵纭ぐ刂邸访栊吹谋闶且晃还媚镒约涸缫延辛诵纳先耍弧�
恨母亲不识女儿心，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呐喊。在婚姻自由方
面，中国古代的青年与古埃及青年的处境相差无几。在前面介绍过的有关古
埃及爱情诗的切斯特·贝蒂纸草上，清楚地记载着男女青年的母亲在子女恋
爱婚姻中所起的作用。
从 《诗经》中的爱情诗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中，平民百姓在恋爱、
婚姻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情操和道德水准，而帝王贵族往往不顾廉耻，荒淫
无度。《郑风·出其东门》就描写了一位男子在东门如云的美女面前不为所
动，内心只有那位“缟衣綦巾”的朴素姑娘：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
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茹■。
聊可与娱。”
《邶风·绿衣》对一位男子思念故妻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更使人感动万分。
男子身上穿着爱妻亲手缝制的“绿衣黄裳”，顿生无限惆怅，衣服虽穿在身
上，缝制衣服的爱妻却已不在。想起妻子的万般好处，对她的思念无法遗忘！
这首诗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这类恪守恋爱道德伦理的诗篇还有《召南·行
露》等。该诗描写了一位已有大家的女子誓死抗拒强暴婚姻的故事。一位强
横的男子不顾该女子已有婆家，欲强行娶之，女方不允，他便以打官司作为
压迫女方的手段，但女方及家长坚决抵抗，他们相信法律的公正，不做亏心
事，不怕鬼叫门，即使是拼着坐牢，也绝不屈从于强盗的淫威。
与平民百姓恪守爱情伦理道德，对爱情忠贞不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
治阶级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诗经》对此亦进行了无情的鞭鞑。《邶风·新
台》便对卫宣公不顾礼仪廉耻娶了他儿子的新娘的丑闻，进行了讽刺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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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卫宣公的“乱伦”极其痛恨，将他比作癞吓蟆。《齐风·南山》则讽
刺了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之丑事。《毛序》曰：“《南山》，刺襄公也，
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据《郑笺》载：“襄公
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
夫人诉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搤杀之。”诗中不仅讨伐了齐襄公及文姜这
对奸夫淫妇，还对文姜之夫鲁桓公进行了讽刺，讽刺他对妻子管教不严。
当然，任何社会在恋爱婚姻方面都是良莠掺杂的。也有一部分人对爱情
不够严肃，朝秦暮楚。《诗经》中的弃妇诗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弃妇诗表
明，妇女在当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当时的社会是
以男子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弃妇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贵
族阶层，还存在于平民百姓之中。被遗弃的妻子往往苦口婆心地挽留其夫，
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即使这样也往往白费苦心。这类作
品主要有《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氓》、《邶风·遵大路》和《小
雅·谷风》等。在众多弃妇诗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恐怕莫过于《卫风·氓》
了。这不仅因为作者对弃妇不幸遭遇的描写催人泪下，而且更因为该妇女在
遭抛弃时所表现出的敢于面对现实的气魄值得敬佩。她不是苦苦哀求，而是
痛定思痛，悔恨自己找错了人，即使分手也没什么了不起：“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位弃妇从自己的的痛
苦经历中认识到了在婚姻方面的男女不平等，因此警告妇女同胞千万不要与
男人们纠缠在一起：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总之，《诗经》中的爱情诗可以说涉及了爱情可能发生事情的方方面面，
它们不仅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还是研究社会史及风俗史等的重
要史料。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古往今来的研究者甚众，甚至已
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诗学。值得高兴的是，《诗经》研究在中国已取得
较为突出的成绩，专著和专论可谓俯拾皆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诗经》研
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越来越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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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印度的吠陀文学
古代印度这一概念应当包括整个南亚次大陆，它是对这一地区各个部落
和国家的统称，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其地
皆属古代印度范围。中国很早就有关于印度的记载，汉代的典籍把印度称为
“天竺”或“身毒”。“印度”这一名称得自唐代高僧玄奘，他在《大唐西
域记》中首次把它译为“印度”，并阐明理由：“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
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
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代印度就有居民居住。到公元前2500—前1750年，
印度河流域已出现城市化的文明，出现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两座规模较
大的中心城市。摩亨佐·达罗城址位于今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靠近印度河
右岸；哈拉巴城址则位于今旁遮普地区印度河支流拉维河的左岸。每座城市
的周长约有4。8公里，皆由卫城和下城 （居民区）两部分组成。卫城的中心
建有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其中包括会议厅、粮仓和大浴池，下城的居民区街
道整齐，布局合理。两座城市都拥有严密的防御系统和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这表明其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哈拉巴文化时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虽然还使用一些石制工
具，但青铜器具已大量出现。制陶和纺织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最值得一提
的是，这时期出现了作为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文字，它们刻在2000多枚印章
上及一些陶器和金属制品上。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这一文化开始衰毁，各
城市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印度河流域的这一早期文化最终消失。关于
这一古老文明毁灭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传统上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为外族入侵说，认为文明为大规模的外族入侵所毁；其二为自然灾害说，
认为该文明系毁于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及地震等。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起，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部落大批地从
西北方侵入南亚次大陆。“雅利安”意为“高贵的”，是这些入侵者的自称。
公元前1500—前900年，雅利安人居住在印度河和恒河上游，以游牧为主，
在这一时代的末期，他们才学会农业，并定居下来。这时的雅利安人已进入
到青铜时代。公元前900—前600年，雅利安人沿恒河流域东移，占领了整
个恒河流域，其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同
时手工业和贸易也发展很快。
吠陀本集反映了雅利安人社会发展的状况。“吠陀”原意是“知识”或
“学问”之意，是雅利安人的圣书，本为祭司们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
和咒语的汇编。吠陀本集共四部，即《梨俱吠陀本集》（简称《梨俱吠陀》）、
《沙摩吠陀本集》（简称《沙摩吠陀》）、《耶柔吠陀本集》（简称《耶柔
吠陀》）和《阿闼婆吠陀本集》（简称《阿闼婆吠陀》）。其中以《梨俱吠
陀》最为古老，其编纂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200—前1000年，其中的一些诗
句年代可能更早；《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的编纂年
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前800年。除了这四部吠陀本集外，吠陀文献还包括
解释、阐发 《吠陀》的诸《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梵书》
最初仅为口头流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