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蟮牟「！贝蠹叶级⒆虐的坏品性，可有多少人想过鲁迅安排官老爷来指责“奴隶性”的深意呢？要论坏品性，阿Q的虚伪也绝对赶不上《肥皂》里的四铭老爷。
鲁迅先生预先设定要以阿Q作为一个集所有劣根性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实施批判，固然有强大的启迪作用，但就阿Q这个形象本身来说，却不免因负载过重而有一种漫画的感觉。对于鲁迅，我们不妨持“好而知其恶”的态度。早在1985年，就有论者大胆批评鲁迅有“唯理主义”倾向，在近年对《阿Q正传》的评论中，则以王朔最为一针见血：“阿Q是概念的产物……和他自己的祥林嫂相比就立见高下。”王朔此处之谓“概念”者，只能是“国民性”这个“理”。正是以高度典型化的手法集中展览国民性这一预设的思想任务使阿Q变得“概念化”，而在一篇不长的小说中既批判专制又要逐条批判它所导致的“国民性”，两重目标产生重叠和模糊，反而淡化了对产生阿Q的环境的审视。《阿Q正传》在1921年的问世，以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对国民性的反思推向极致，却也引导人们集中于批判乃至嘲弄国民弱点，而不再像早期的论者那样辩证地分析，去直击造成不良国民特性的制度根源，尽管这未必是鲁迅的本意，因为在同一年发表的《故乡》中，鲁迅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闰土——引者注）像一个木头人了。”假如读者不注意“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一味批判这个“木头人”身上的“国民性”，意义安在？
最终，伴随着鲁迅身后的巨大影响，“国民性”从一个中性词蜕变为一个意义消极的词语，与“国民劣根性”同义。国民性被看成是一切缺陷的集合体，是中国人的特征，它的存在不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本身成为一种解释模式，而且越来越被看成一种内在固有的、持久的“心理构造”。同时，对“国民性”的尖锐批评显然压倒了大多数论者的本意——愚弱的根源是专制的压迫和民权的匮乏。于是，当政治批判转向民族劣根性批判并看似深入一层的同时，批判和嘲弄的锋芒却从专制制度指向了专制的受害者。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性”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内涵，如“人之初，性本善”。唐代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云：“性者，生之质。”“国民性”一词带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宿命感是必然的。
七
从1949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治气氛使然，对国民性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禁忌。因此，上海观察社出版于1948年的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当标志着反思国民性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一次终结。这本小册子中收录了四篇论文：《英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英人·法人·西班牙人》、《政治上的英人与法人》和《中国人与英国人》。由标题可见，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英国人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和政治行为，然其最后立足点仍在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储安平认为，英国人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契约精神，相对于法国人的追求智慧和哲思而言，英国人讲求功利，注重实效和行动，不善于抽象的幻想和思辨。这种冷静的理性精神的一个结果是社会生活中的法治，以及“Fair
Play”的“公道”精神。有趣的是，在储安平等人看来甚为重要的“费厄泼赖”精神却曾被鲁迅大加挞伐。《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一文原本有其特定政治背景，但一旦大获嘉许进入教科书后，却成为经典思维模式，殊不知“费厄泼赖”在中国本已稀缺，不讲费厄泼赖恰恰也是国民性痼疾之一，这一棒打下去更不知何时能恢复。
储安平相信，中国人相较英国人，是不太注重实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抽象能力太强”，而抽象能力太强又导致妒忌心重。另一方面，中国人“重私情重利害”，而“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结果之一就是政治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当政者若没有足够的武力，其政权必不易稳定存在”。储安平把中国人分为两类：知识阶级和农民，并分别论述。和前述的一些论者一样，储安平对中国知识阶级的评价极低。他相对英国的国民性格指出：“今日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级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农民在他看来则“务劳务实，克勤克俭”〔7〕。
然而，假如认为储安平在延续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则也是一种简化和误解。首先，储安平的分析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解剖，而不是讽刺和批判的修辞。他在对比中国和英国的时候提出，两国的很多差异实在于“人民在两国执政者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大大不同”。在中国，“人民爱戴与否不能成为政府在位与否的决定力量”，由于教育徒有其表，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不能获得基本合法保障，“道德观念及自尊心越来越淡薄”。〔8〕他在《中国人与英国人》一文中设问：“造成民性及其基于此种民性而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原因究竟在何处？”然后自答曰：“著者以为其中原因，归之于民族性者少，归之于教育训练者多。何哉，盖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实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这样，储安平等于否认了抽象的“民族性”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还是把焦点集中在社会环境和教育如何塑造民族性之上。他在详细分析了中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失误后提出，中国的教育缺乏对人格和道德的培养，其特点是“在思想上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科举制度中形成的过分的“书本主义”。同时，整个社会缺少一种良好的公共传统，如同一股难以抗拒的浊流，因而青年进入社会之后也很难保持“内心的方正”。储安平最后把中国人的弱点归因于教育，因而也就相信“经过了合理的改革的教育，仍有希望改造中国人民的性格，而使之合乎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需要”。储安平的最后结论表明，他回应了严复的“民智”观和对教育的重视，尽管没有走向严复的政治威权主义；储安平的思想同时表明，“国民性”仅是一种描述，而不是解释，把它作为批判对象抑或解释工具都是毫无意义的。引导人们探讨文化和制度根源及其重建，则完全符合储安平本人的理论逻辑。储安平的洞见不可谓不深，理性建设之意愿不可谓不强，惜乎《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近几年才随着著者储安平一起重新引起注意，远无鲁迅思想影响力之大。
八
二十世纪后半叶，真正在华人世界中引起了轰动效应，余音绕梁至今的，当属柏杨八十年代初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系列演讲。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酱缸文化”、“窝里斗”以外，柏杨氏还指出了中国人坏习惯中的好说假话、心灵封闭、明哲保身、彼此猜疑、主观和情绪化等等。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柏杨提到“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但是，倘若以为柏杨在丑化中国人，倒的确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柏杨指出，所谓“酱缸文化”的标准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即我们通常说的官本位文化，而儒家政治制度则把人性尊严和人格摧残殆尽。柏杨对中国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批评是敏锐的：“我们最重要的反应，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在与一位比利时裔神父司礼义的对谈中，则提出整个中国社会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司礼义则把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某种文化观念和制度的缺失：“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制和民主观念，罗马法，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第二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律，得受什么处罚。”另外，司礼义对中国的官僚阶层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他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上流人士对中国社会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仍继续保持。”〔9〕
对照柏杨和史密斯相隔近百年的言论，不难发现柏杨和柏杨夫人所说的，仍不出史密斯氏的范围，而史密斯氏说的很多内容，柏杨氏反而还没说到。史密斯和储安平的分析，实都比柏杨的演讲更为冷静、系统、详尽和全面，而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来做标题，固然引人瞩目，其演讲在社会上的冲击力也不可谓不大，但放在整个国民性话语的背景下看，其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前人相比不仅没有开掘出特别的价值，反而会带来更多消极的困惑。
九
大约与柏杨的言论同一时期的关于国民性的论述，是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孙隆基的名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出初版，简体中文版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由于孙隆基在大陆出生、香港长大、台湾受教育、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特殊经历和对中国历史、心理学的深刻把握，这本书可算为百年的国民性反思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了结，其他诸说，实无出其右者。孙隆基已然认识到前人“泛泛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的局限，因此在自己的书中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千刀万剐式的切割”。
孙隆基首先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指出后者是长期沉淀而且极难变易的。在这“深层结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