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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默雷著《古希腊文学史》谈及路吉阿诺斯时说：“他博学多才，观察敏锐，在一切事物面前显得谈笑风生，颇有幽默感；他过于渴求诚实，过于吹毛求疵，过于矜持；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来说，他不能随波逐流。”路吉阿诺斯的思想与行事明显带有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特色，该学派（又译作“昔尼克学派”）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Antisthenes）创立。该学说提倡回归自然，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要求人们克己无求，独善其身。该学派的创立者安提西尼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在晚年对哲学丧失信心，放弃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模式，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希望希腊回复到原始社会，而不受各种习俗和规定的限制。上文提到的狄奥根尼即是该学派的著名人物。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按自然生活”，即是“按理性生活”。“按理性生活”成为一条当然的道德诫命，它构成了人类德性生活的全部与本质。它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伦理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噶主义（Stotic）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现代，“犬儒主义”这一词在西方则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愤世嫉俗、虚无主义、非道德化的态度和行为。
罗素对这种犬儒学派和斯多噶主义伦理学作过这样的评述：“在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便表现着一种冷酷无情。不仅坏的感情遭到摒斥，而且一切的感情都是遭到摒斥的。圣贤并不会有同情心的感觉：当妻子或孩子死亡时，他便想着这件事情可不要成为对他自己德行的障碍，因此他并不深深感到痛苦。友谊——那曾为伊壁鸠鲁所如此高度地称颂过的友谊——当然也很好，但是它可绝不能走到使你的朋友的不幸足以破坏你自己神圣的安宁的地步。至于公共生活，则参与公共生活可能是你的责任，因为它为正义、坚忍等等提供了机会，但是你却绝不可以被一种施惠于人类的愿望所驱使，因为你所能施的恩惠——例如和平，或者供应更充分的粮食，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恩惠；而且无论如何，除了你自己的德行而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与你无关的。斯多葛派并不是为了要行善所以才有德的，而是为了要有德所以才行善。斯多葛派不曾有过爱邻如己的观念，因为爱除了在一种表面的意义上而外，是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面所没有的。”〔3〕
这种斯多噶主义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罗素说：
像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所出现的那种天赋人权的学说也是斯多葛派学说的复活，尽管有着许多重要的修正。是斯多葛派区别了jusnaturale（自然法）与jusgentium（民族法）。自然法是从那种被认为是存在于一切普遍知识的背后的最初原则里面得出来的。斯多葛派认为，一切人天生都是平等的。马尔库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集》一书里拥护“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这是一种在罗马帝国不可能彻底实现的理想，但是它却影响了立法，特别是改善了妇女与奴隶的地位。基督教在接受斯多葛派的许多东西的同时，也接受过来了斯多葛派学说中的这一部分。最后到了十七世纪，向专制主义进行有效斗争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斯多葛派关于自然法与天赋平等的学说就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并且获得了在古代甚至于是一个皇帝也不能赋给它的那种实际的力量。〔4〕
周作人对自己最知心的弟子废名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其实也很道德。”令废名若有所悟，说“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出知堂先生的道境”，确是不刊之论。周作人唯理主义的伦理观与犬儒主义当有某种深层的关联，他晚年倾全力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深层用意也正在于此。究竟是文明摧残了人性还是人的本能吞噬了文明，这是一个还会持续争论下去的问题。周作人译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1991年以《卢奇安对话集》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并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表明不再浪漫和理想化的二十世纪后期的人们对于人性和文明的看法已不再像二十世纪初的人那样趋向于单纯和一致，属于周作人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注释：
〔1〕以上可参见拙著《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的第一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2〕据谷林：《周作人杂诗佚篇》，《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
〔3〕〔4〕罗素：《西方哲学史》，延边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8页。
曹聚仁眼中的鲁迅
？ 李世琦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是鲁迅研究史上一本很出名的著作，笔者一直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获实现。直到近日，方才如愿看到东方出版中心引进的《鲁迅评传》（2006年1月版）。阅读之后，感觉名不虚传，允称力作。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的写作原则，即把鲁迅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样的原则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了解了对鲁迅评价的历史后，才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即使在鲁迅健在时，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判若天渊，用陈独秀的话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褒之者在九天之上，贬之者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前者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后者如苏雪林，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其他人或友或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或有意或无意地对鲁迅进行神化、圣化或鬼化、妖魔化。大体说来，歌颂鲁迅的一方以中共为代表，贬损鲁迅的一方受到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双方都有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氏独抒己见，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概，其胆其识均令人感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曹氏对长期流行的说鲁迅为人老于世故、猜忌刻薄的说法进行了抉剔、辩驳。鲁迅在给曹氏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此种情况如鲁迅与其终身挚友许寿裳，许氏在鲁迅逝世后回忆说：“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许夫人突然病故，鲁迅发来唁函说，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许氏认为鲁迅想得深刻，不是寻常的套话。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所以，许广平说他们“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对于说鲁迅脾气古怪、性好猜忌的说法，曹氏举了向培良、尚钺的例子。他们都是鲁迅支持的狂飙社的成员，原本和鲁迅十分接近，后因人际纠纷而分手。向培良曾在《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狂飙社成员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说过狂飙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即使如此，尚钺在鲁迅死后对自己误解鲁迅表示“至今仍然是心中的一个苦痛伤痕”。可见鲁迅的人格感人之深。在另一方面，曹氏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平凡和有缺点的一面。例如鲁迅的外貌、举止一点都不像伟人：“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以至于真的鸦片烟鬼曾向鲁迅打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鸦片。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给许广平等上课，曾引起她们哗笑。鲁迅并不像后来在电影、图片里那样器宇轩昂、光彩照人。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曹氏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鲁迅后期的思想，中共方面的学人都认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也认为鲁迅是“赤化分子”，社会上也有人说鲁迅“拿卢布”，似乎是铁定不疑的。曹氏举出鲁迅自己的话，说鲁迅将自己比做一头瘦牛，“张家要我耕了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人家挨几转磨”。这十分有力地说明鲁迅的独立意识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曹氏说：“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他比较赞同刘半农对鲁迅的评价。刘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