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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不回来，就开枪打！”“总指挥，你赶快下命令！”是解释呢？是劝阻呢？是制止呢？徐向前也被这突发的事件弄得无主张了。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他心中牢牢记住一条，红军不能自相残杀！面对忿激的人群，他挥起一只手说：
“你们出去，让我想想。”徐向前关上房门，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说一句话。一会，陈昌浩闯进徐向前的屋子，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像有意跑来找徐向前吵架似地大声说：
“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共产党人，做事光明正大嘛，这哪里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简直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为！狗卵子！”
徐向前坐在床上双手紧紧抱住头，不说话。内心充满困惑、激愤、不满和不安。。
陈昌浩言犹未尽地又对徐向前讲：
“这种事，太气人了，我已给张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向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徐向前痛苦地摇摇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陈昌浩发泄了一阵，盛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晚上，徐向前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自投身革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意外之事，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内心矛盾极了，苦痛极了，难过极了。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一些往事，不期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学校里教书。他一共有5个兄弟妹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徐向前幼年时代在五台山上了三年私塾，接着念了三年正规小学。以后就在一家书店当店员。不久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教师，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山西，被军阀统治着，政治反动社会落后，进步的书籍、进步的思想很难传入。但当1915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徐向前作为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领导人，第一次在太原街头向人们演讲。一个血性男儿，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与欺凌，开始起来向罪恶的社会抗争。
为了寻求革命，1924年，徐向前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国民党。其时，徐向前才22岁。
徐向前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极力反对他有志于革命的种种行为。徐向前进黄埔军校的事只告诉了他的哥哥，是背着保守的父亲潜逃到广州去的。其时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什么也不顾了。结果，他到黄埔军校不久，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后来是他的死对头的胡宗南同班。毕业以后，任班长，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后又对阎锡山作战，年轻气盛，英勇无畏。两年光景，他就擢升为副团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徐向前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任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他参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张国焘，并与张国焘一起为扩大根据地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春，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他任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同年7月，他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等四城，威震武汉。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组织指挥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1932年10月，他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几多艰辛，辗转入川，与张国焘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连续指挥红军反击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奋力拼搏，呕心沥血，终于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了配合一方面军长征，他又与张国焘一道，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斩关夺隘，强险飞渡，率领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
回首往事，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五、六年来，有时配合得好，有时也不尽然；有时没有矛盾，有时也非常矛盾；有时痛快，有时也不痛快。他对张国焘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有看法。比如他曾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受张国焘迫害的许继慎说过话。他不满意张国焘为了个人的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以致两军会合后，他曾对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右路军如果接受中央命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呀。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徐向前操了不少心，流过不少汗，他和大家费了几多心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去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接受不了，如果接受张国焘的指示，带领右路军南下吧，又违抗中央方针，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不是随心所欲地决定的，曾经过政治局的同志三番五次的研究，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到底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真费推敲，真是进退两难啊！如今，一方面军单独北进，“不辞而别”，他觉得他徐向前好像遭到党的“遗弃”。跟着党中央北上？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太难决定啦，难迈步子啊。北上嘛，自己只能带上个特务员，骑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下子，他仿佛变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在巨风中飘浮颠狂，失去依托，暗夜里，徐向前竟在木床上痛哭起来。。
却说张国焘在刷金寺给陈昌浩发去密电之后，心绪有些不宁。他自个儿揣度着将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几种局面。一种是毛泽东等人在前敌指挥部陈昌浩等的挟持下，乖乖南下，按他的意志办事，终于“大功告成”。一种情形是毛泽东等人不服，陈昌浩正在按他的旨意“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相信毛泽东等人斗不过陈昌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军中的一军团已经北进至甘南，毛泽东等人身边只有三军团的三、四千人，而四方面军则有三军、四军等部队两三万人。张国焘心想毛泽东不敢与之较量。还有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来硬的一套，采用软的一手。如果这样，陈昌浩恐难对付。当然他希望出现第一种局面，迫不得已才用第二种方法，他希望不要出现第三种情况。
张国焘在总司令部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陈昌浩的来电，一方面电令左路军各部暂停前进。左路军花了三天时间，重过草地，归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本来已经北进的左路军，在张国焘错误的指示下，二过草地，遭到不少损失。
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
陈昌浩在急电里说：
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
电文里还说毛泽东等人因前敌指挥部已打开北进通道，以左路军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为由，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秘密向北挺进。电报里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待，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前敌指挥部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有这么一招，他气急败坏地在总部办公室里一个人大声骂了起来：
“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啦，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张国焘涨红着脸，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因过分激动，一会儿脸庞又由绯红变得煞白起来。他琢磨着，在心里捣鼓着。这不过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为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真狡猾啊，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这一步棋走得妙哉！一箭双雕啊。毛泽东等人既可安然溜走，又把敌人进攻的矛头推向我这里。张国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一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祟。就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的主宰，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唉！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把戏”，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毛泽东玩的尽是“权术”，而洛甫、博古等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毛泽东“利用”而已。毛泽东等私撤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