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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眨一眨眼。“是的，哦，是的！一本圣经！你能设法帮我弄一本圣经吗？还有——一根针和一点线！一枝牙刷！一块肥皂！”
她咬着嘴唇，有点迟疑的样子：“今天那么多病人——还有那个士兵——但我会尽量想办法。”说完她便走了。
但她的仁慈照耀在这间小小的洗手间里，明亮得有如那些洁白的瓷瓦和闪闪发光的水龙头。我心情极其兴奋，扭开水喉，洗擦着脸上和颈项上的污垢。
门外一个男人的声音：“出来！你在里面够久了！”
我匆匆把脸上的肥皂冲去，跟着那士兵回到候诊室。那位女护士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桌上，与刚才一样的在冷静地办事了，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又等了许久，终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医生叫我咳嗽，又量了我的热度与血压，再用听筒听了一阵，最后宣布我有结核性的肋膜炎，而且已有出血的现象。
他在桌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抓住门的把手，另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低声说：“希望我的诊断结果会对你有利。”
候诊室外那个士兵已经站起来等着我。当我穿过房间时，那位护士敏捷地站起身来，从我身旁擦过。我感到有一小团东西塞进我的手心，是用纸包着的。
我将那团东西悄悄地塞进大衣口袋里，跟着那士兵下了楼。另外那个女人已在车上，另一个重病的男人则没有出现。归途中，我一直把手放在口袋里的那团东西上面，摸摸捏捏。“主啊！这包裹这么小，但它仍可能是——希望它是一本圣经！”
监狱的高墙出现了，我们进入院子，铁门在后面碰的一声关起来。走完那无限长、有着回声的走道尽头，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囚室。我把那包东西拿出来，用颤抖的手把报纸打开。同牢的人都聚拢前来，甚至连那位男爵世家出身的女孩子也停下脚步来观看。
当两块宝贵的战前肥皂出现时，美琪用双手掩住她的嘴巴，不让自己发出欢呼的声音来。包裹里没有牙刷也没有针，但有一包出人意料之外的宝贝——一整包的安全别针！最好的是，虽然没有一本全部的圣经，但纸包中却有四本小小的四福音书。
我把肥皂和别针分成五份，与大家共享。当我要分四福音书时，她们却都拒绝了。那位专家说：“万一他们发现你藏有圣经，刑期会加倍，而且每天只能啃硬面包，没有那碟热的食物。”后者乃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种刑罚。如果我们太吵，便会给罚啃硬面包，如果我们没有把马桶及时传出去，我们又要罚啃硬面包。但我心想，即使为着手中紧握的几本宝贵书本，给罚啃硬面包也是值得的，随即拖着发痛的身躯在那张肮脏的草褥上躺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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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晚上过后，正要熄灯的时候，牢门忽然给打开了，一个狱卒踏了进来。
她厉声说：“彭柯丽！收齐你的东西。”
我呆望着她，一种疯狂的希望自我心中升起。“你的意思是——”
“闭嘴！不许说话！”
收齐我的“东西”花不了多少时间：总共就是我的帽子和一间挂着待干的内衣。那件内衣在盆子里用许多次的水洗过了，但也干净不了多少。我的外衣和口袋里宝贵的东西则一直没有离身过。我想，为什么要绝对保持静默呢？难道一个狱卒偶然露露笑脸，或说几个字解释一下，也是那么不对吗？
我以目示意，向同室的囚友们道别，随即紧跟着那个背部僵直的妇人走到通道上去。她停了一下把门锁好，然后就开步朝走廊下走去。但方向不对！我们不是朝着外面出口的方向走，相反的，却是向着那条错综曲折的通道中更深的一方走去！
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在另一扇门前停了下来，用钥匙把门打开。我踏了进去。牢门在我后面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门锁立刻弹了回来。
这间牢房与我刚才离开的那间一模一样，六步长，两步宽，后面放有一小张床。但牢房内空无一人。当狱卒的脚步声从走廊上消失时，我靠在冰冷的铁门上。孤单一人，只有我自己在这四道墙里面……
我必须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思想狂奔；我必须十分成熟！能认清现实！走六步，坐到小床上。这张床比以前那张更臭，草褥似乎发了霉。我伸手去拉毡子：有人曾吐在上面。我一把扔掉它，但已经太迟了。我冲到近门的马桶旁，人软弱地斜靠在上面。
就在这时候，天花板上的电灯熄了。我摸索着回到小床上，在黑暗中蜷曲着躺下来，咬牙忍受床褥的臭味，把身上穿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牢房中冷的刺骨，呼呼的寒风打在墙上。这里必定靠近监狱的外线：在从前那一间囚室中，风从来没有这样呼啸过。
我犯了什么错，要这样与人隔离？难道他们发觉我在医生的诊所中与护士的谈话吗？抑或是从哈林来的犯人中有些受审讯，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泄漏了出去呢？也许我要被判这样单独监禁无数年、无数年吧……
第二天，我的热度更高了。我连站起来到门口架上去拿送来的食物的力气都没有。大约一小时过后，那碟早餐原封不动地给拿走了。
将近黄昏的时候，传递食物的洞又打开了，一块粗糙的监狱面包出现在眼前。这时我迫切地需要食物，可是又完全走不动。在通道上的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难处。有一只手伸进来，拿起那块面包朝我这边丢过来，面包落在床边的地上，我爬下去捡起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下肚去。
一连几天，我发着高烧，晚餐都是这样送来的。每天早上牢门尖声地打开，一个穿蓝色罩衫的女人把那碟热粥带到床边来。我渴望看见一张人脸的程度，绝不亚于对食物的渴望。我试着用沙哑的悲呜向那妇人谈话，但她显然也是一个囚犯，只是一味的摇头，并以惧怕的目光望着门外的通道。另外，门每天也开一次让分派药物的囚犯进来。他从一个十分肮脏的玻璃瓶里倒出一剂苦涩的黄色液体给我喝。当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袖口，用粗涩的声音对他说：“我求求你，你看见一位八十四岁，白发、长须的老人吗？他叫彭嘉士伯！你必然曾派过药给他的！”
那人用力地摔开了我。“我不晓得！我什么都不晓得！”
牢门砰的一声撞到墙边，狱卒站在门框上。“单独囚禁的犯人不许说话！如果你再对任何一位奉命工作的囚犯说话，那么你就要罚每天啃硬面包！”牢门随即在他们身后碰的一声关上了。
那位每天来派药的囚犯也奉命负责量我的体温。我必须把衬衣脱去，把温度计放在腋下。这样量温度，依我看来不会准确。果然，那个周末，一个激怒的声音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传了过来：“起来，自己来拿食物，你的热度退了——没有人会再伺候你了！”
我敢担保热度没有退，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战战兢兢地爬到门口去拿我的碟子。等我放回碟子时，我再回到那臭气熏人的草褥上躺下来，硬着头皮等那预料得到的冷嘲热讽：“看那位高贵的淑女，又回到床上去了！难道你就整天这样躺着吗？”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躺下来也是那么大的罪过。其实就是起来，又能完成什么大事呢？
如今因我独自一人，思想成了更大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为家人及朋友们个个提名代祷。我对他们每个人挂念和担心的程度早已超过了心灵所能负荷的程度。我只能说：“主啊！我为那些我所爱的人祷告。祢晓得他们的名字。祢看得见他们。啊！求你赐福给他们每一位！”
思想乃是最大的敌人。那个入狱用的行囊……不知多少次，在脑海中我把它打开，一件件地检视里面我所留下的东西：一件新的衬衫，整罐的阿司匹林，有薄荷香味的牙膏，还有——
过后，我又会醒悟过来。这样的思想多么荒谬！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做一次，难道我会把个人的舒适看得比人命更重要吗？当然不会。可是在黑夜中，当寒风呼号，热度高升的时候，我又会从脑海中把那只行囊再拖出来，重新留恋一番。如果把那条毛巾铺在这张刺鼻草褥上，如果有一片阿司匹林……该多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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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囚室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它有窗子。六根铁条横过，三条由上而下。窗子开在墙顶附近，太高了因此不能望出窗外，可是透过那二十八个小方格我看得见天空。（译者注：原文是“七根铁条横过，四根由上而下”，但这似乎不可能分成廿八个小方格。）
我的眼睛整天注视着那一小片天空。有时浮云会由小方格中飘过，时而白，时而粉红，有时则边缘镶金。当风从西边吹来时，我能听见海浪的声音。最好的是，每天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像棋盘格子一样的阳光会照进这间阴暗的囚室里。阳光射入的时间也随着春天太阳升高的缘故而加长。当天气变暖时，我也比较强壮了。我会站起来，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和胸前，人也随着日影的移动沿着墙移动，最后爬上小床，踮着脚跟，享受每日最后的一线阳光。
当健康恢复时，我的视力也比较好了。这些日子来，我每天只读一节圣经作为支持我一天的力量，但现在我像是个大病初愈极端饥饿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就读完了四福音书，读着整本富有意义的救恩故事。
当我这样做时，一种奇怪的思想开始窜进我的脑海里。难道这一切——战争、舒城的监狱、这间囚室——都已经在神的先见之中，而不是意外发生的吗？难道这就是四福音书中首先要彰显的一个典型吗？难道耶稣在世时所经历的那种全盘的失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