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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一种悲苍境界。仅仅设想黄昏中那群在河源狂饮者灰黑色的剪影，那种全诗中彻入骨髓的孤独感与宿命的悲剧感就仍然是难以消除。达到“目的”却仍然有一种悲怆感——这种含混表达了诗人的现代感：诗里的“旅行者”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经过多少年的苦难，对世界的荒谬他又有一种清醒的现代意识，贯穿着他的想象中的行旅的，不是一种古典式有终点的追求，而是一种无终点的不懈的行走，犹如浮士德，永远不能达到让他感觉尽善尽美、可以不再前行的境界。所以诗歌的最后两句暗含了一个漂游的“鱼”的意象：酒瓶的碎片如同鱼的鳞甲，而整个内陆宛如鱼在水中一样漂浮起来……这不是一种停滞下来的静止，而是仍然充满了悲怆的生生不息的动感。昌耀的这首诗，每一段都可以说写的是西部特有的真实的景象，但同时却又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整体上又贯穿了一个“朝圣”的神话结构只是在这里，“朝圣”的主题已经暗转为带着现代精神的“在路上”的主题。这种漫漫长行的目的是什么？作为象征的“河源”，具有多义性，它可以是一种日渐稀薄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的象征，也可以是民族文化的源头的象征，也可以是生命的本源、信仰的本源的象征，生命的极高的境界的象征……等等。在这一点上，它显示出整体意蕴的多义性，但这种多义仍然有一种相对稳定的能让我们把握住的整体意绪，吸引我们的，是诗中那种河源的高原的境界、“谁与我共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隐入月亮宝石”的高洁而彻骨的孤独，那种面对命运的挑战义无反顾地前行的悲剧精神。注释：1参阅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收入《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55页。2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提出过五条原则，即：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参见刘绍棠《我与乡土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3参阅刘绍棠《〈乡土〉序》，《乡土》，刘绍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4引自汪曾祺《〈市井小说选〉序》，《市井小说选》，杨德华编，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5《受戒》，初发于《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本教材依据《汪曾祺全集》第1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引自汪曾祺《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7同上书，第290…291页。8同上书，第292页。9《烟壶》初刊于《收获》1984年第1期。本教材依据《邓友梅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0引自邓友梅《〈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见《小说选汞》1982年第2期。11《巩乃斯的马》，初刊于《解放军文艺》1984年8月号。12《诗的礼赞》收入《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13同上书，第297－298页。14引自李万庆《“内陆高迥论昌耀诗歌的悲剧精神”》，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15《内陆高迥》写于1988年12月12日，本教材依据《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五章 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第一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影响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一个开放的国际文化环境，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进入这个封闭了四十来年的东方国家，很快便与6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成为本世纪中国大陆第二次接受西方文化的高潮，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再一次汇入世界性潮流之中。最早开始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是一批外国文学研究者，其中有40年前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濡染中走上文坛的诗人和作家1。和本世纪20至40年代相比，文革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显然更加全面系统，从19诗世纪末的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的各种流派，都逐渐为中国文坛所知悉。随着这些译介活动的深入展开，8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反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系列新的美学原则，给读者带来新颖而强烈的阅读感受。当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仅仅是这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产生的一个外在因素，只有当外来影响与本土文化和作家主体的内在表达需要相契合时，外来影响才可能促使本土作家相应地在创作中产生出世界性的因素，即既与世界文化现象相关或同步的，又具有自身生存环境特点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不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而是以民族自身的血肉经验加入世界格局下的文学，以此形成丰富的、多元的世界性文学对话。所以，“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的产生正是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人食指和芒克、多多、根子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白洋淀诗派”2，其社会起源与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文革”经历，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解决，历史机遇在他们身上体现为怀疑觉醒思考的历程：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是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食指《命运》在此，个人价值和命运的思考既带有精神贵族的多愁善感，也带有落难英雄的狷傲不羁，独醒者的恐惧与孤独为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涂上了一层朦胧色彩，既包含了不自觉的现代意识，又含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在“文革”时期政治高压的缝隙中生成的现代意识及其艺术表现，或许已经预示了中国的现代意识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之间的重大区分，也预示了它在日后的演变轨迹。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化艺术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规范的质疑与绝望，那么，这种被质疑的“现代化”在中国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中间还是积极向往的圣殿，他们把全部愤怒指向正在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因素。1978年《今天》杂志3的创刊，标志着这股现代诗潮从地下转入公开，进入“文革”后波澜迭起的文学大潮之中。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朦胧诗”派，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这些年轻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这一诗歌群体刚一出现于文坛，就因其独特而新颖的审美因素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方冰、臧克家、周良沛等。与此相反，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4则先后著文肯定这一新诗潮，首先是诗评家谢冕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些诗人的探索精神，孙绍振则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歌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美学原则的分歧在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进而概括了这批“朦胧诗”的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赴。”而本身就是新诗潮阵营一员徐敬亚在其论文中大胆地以“现代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字眼概括了新诗潮的性质。这三篇“崛起”的文章，对“朦胧诗潮”的文学史意义、美学原则及其特征、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简单地对其作一概括就是：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但在另一方面，在“朦胧诗”的成熟形态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机制明显地起作用，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为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提供了个人化、风格化的聚焦点；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意象的审美张力则构成意识冲突戏剧性的对象化，这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经验的审美表达。如北岛的“墓志铭”和江河的“纪念碑”等著名意象5，本身都隐含了一个集体形象，揭示出诗人与这一代人的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以独特而相对成熟的姿态参与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思潮。在这股“朦胧诗潮”中，舒婷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之一。她的诗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具有坚定的进取斧神，“我”的形象从一片触目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砸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舒婷在诗歌里很少直抒胸臆，她常常用象征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