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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就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
《海的梦》王蒙是同代人中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1958年因为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被补划为“右派”，随即下放劳动五年，“右派”摘帽后他携家去新疆，在与兄弟民族的亲近相处中他不仅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而且学会了来自维吾尔民间的幽默、宽容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特殊的经历熔铸成他特别的文体。1979年他回到北京，成为创作力喷发最为壮观的作家之一。短篇小说《海的梦》4写于1980年4月，这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创作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即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之一，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也许是不愿重复或变相地重复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铺衍过的蒙冤受难昭雪的故事，《海的梦》“去掉了很多叙述语言，没有那么多交代过程的话”5，它显得单纯、含蓄而又凝练深厚。概括地说，小说通过主人公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在这里，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已经被自然地连为一体，或者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的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海的梦》的情节线索十分简单，五十二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缪可言经历了长期苦难之后，来到了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终于使他看到了自己向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无限感慨。但是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离开了这个迷人的海滨。作者在这一简单的情节线索里，融入了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缪可言出生于内陆，以前从没看见过大海，而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熏染，他少年时代所拥有的激进而浪漫的理想却一直与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结合在一起，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务嫌疑）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不减其魅力。现在他终于投入了海的怀抱，眼前辽阔的大海激发了他的阵阵思绪。缪可言对个人的苦难、曾经拥有的理想和梦想，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有一种冷静清醒而又平和温熙的沉思，个人伤痛的惨烈记忆、历史灾难导致的激愤在这里都已化作平静的回味和思考，就像这平静的大海也曾经翻腾起滔天的巨浪一样。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也就是不管历史发展有多少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因此在对理想的讴歌时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艰难性，同时，在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的批判与揭露时，也抱有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里就表现为林震与刘世吾的矛盾，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这种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润贯通。这些思想倾向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具体叙述中以大体类似的方式作了颇为生动的表达。“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然而，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阁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6，《海的梦》在对个人命运和历史变迁的理想主义态度上，是这一倾向的延续。但是，《海的梦》里所弥漫的沉思和感伤情调似乎更加浓郁。王蒙在给这位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了一番心思，隐含了一种复杂的寓意。在汉语中，“缪”姓读作miao，另作miu读，释为“谬误”，又通“穆”，为穆然静思之意；亦读liao，通“缭”，有缠绕之意。在这个人物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缪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在如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则是对青春不再的悲叹。终于挣脱了“特嫌”的（即文革中对“特务嫌疑”的简称）政治帽子后，领导和同事们最关心他的是两件事：一是好好疗养一下以恢复健沟，二是“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家庭”，二十多年的磨难使他不可能为自己寻找一个生活伴侣，但他并没有接受大家的好意劝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时间，“萝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节令”，爱情的美酒“如果发酵过度也会变成酸醋。俱往矣，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