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憾嗄甑牡撞闵畈唤鼋鍪俏薹ò谕训母鋈嗣西剩遥庖欢尉唤鍪顾嵌灾泄南质涤辛饲猩淼牧私猓币卜岣涣烁鋈松畹脑睦吞逖椋挥肽切┎饺肜夏甑纳弦淮骷蚁啾龋闯龊蟮乃且话阏俏迨晟舷碌哪炅洌庹撬且簧醋骶械幕平鹚暝拢挥胫嘁淮啾龋窃�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文革”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显露头角，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二十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二十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大多数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并将这种战斗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联系起来。他们自觉认定：我国文学有一条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传统和鲁迅的道路，那就是同劳苦大众血肉相连，倾听群众的呼声，走在时代的前列和敏锐地感受生活的需要，探索真理，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身于火热的战斗。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1从这些宣言式的语言和精神来看，这一批“归来者”作家是以50年代背景下的革命激情与“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相结合，构成自身的特定的现实关怀。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国家政策上的抉择与变化，毫无保留地坚信并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上上下下的这一政策的反对者，并且对那些反对者以及社会上腐败不正的风气展开紧张的批判斗争。应该说，“归来者”作家复出的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环境极其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高扬。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解放路线，结束了自“文革”以来的中共党内极左政治路线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确定了“思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探索路线，中国的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期；同时，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地高涨。这种热情急切地为民请命的声音，在国家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同情和默认以及民众政治热情的双重作用下，很快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不但是“归来者”的声音，整整一代清醒认识历史的中年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反思的行列。1979年《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努力，对“文革”这场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入。她通过作品的叙述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严峻，但作家的立意是维护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希望执政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以此为戒。以这篇作品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而“归来者”们的创作是其中最主要、最瞩目的。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因为这批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他们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是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为结局。所以，从“伤痕”到“反思”，反映了“文革”后文学与现实环境的第一场冲突龃龉以及随机转形。“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予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几十年悲剧何其多，而如今黑暗终于散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心理在这批作家的每一篇“反思”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不管前面对历史灾难的叙述有多么的压抑。由于要在每一篇作品中浓缩几十年故事，使“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而结构长篇小说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态，于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不如说是出于表达需要而在无意间形成的一种共同趋势，但在客观上却是中篇小说一度空前繁荣的主要成因，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相呼应，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尤其是王蒙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布礼》等五个中短篇小说，都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青年作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扼要介绍，又在小说理论上给作家们予极大的启发。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种作品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怀天下或为民请命的英雄，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居多。这样，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知识分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如茹志鹃的《剪接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等，虽然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反思主题与前一种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作为一种叙述立场的选择也很难说是完全自觉的，但它们毕竟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也为文革后文学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开拓的空间。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从〃同路人〃的立场反思历史：《内奸》
中篇小说《内奸》2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3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这种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