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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交谈的养育院是早期的城堡和法庭的公堂。活生生的文化语言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交谈是言语的习惯，是言语的方式——音调和习语的“恰当形式”，遣词造句的精巧方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种族的标志；它们不是在修道院的密室里或在文人的书斋里学来的，而是在优雅的交际中及从生动的范例中学来的。在贵族社会里，且作为贵族的一个标志，荷马的语言，亦如十字军时代的古法语和霍亨斯陶芬时代的中古高地德语一样，是从乡村的日常谈话中确立起来的。当我们把伟大的史诗诗人、吟唱诗人（Skalds）、游吟诗人（Troubadours）说成是语言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他们在语言方面也像在其他事情中一样，是通过在贵族圈子中巡演来开始接受训练的。这伟大的艺术——文化是经由它而找到自己的语言的——乃是种族的成就，而非技艺的成就。
另一方面，僧侣的语言是从概念和结论开始的。它努力想最大限度地提高语词和句子形式的表达力。结果就产生了学者语言与庙堂语言之间、文人的习语与社交的习语之间不断加深的差别。在各个语系的所有分划之外，有一个成分是普罗提诺（Ploti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表达方式，以及吠陀经和密西拿的表达方式所共有的。在此，我们找到了西方所有成熟的学者语言的起点——这些语言，德文、英文和法文都一样，直到今天仍具有自己的源出于学者的拉丁文的源头的明显标志——因而，亦找到了表现技巧和逻辑句式的一切机制的起点。“社会”之理解方式与科学之理解方式之间的这种对立不断地在更新，直至晚期时代。法语史的重心断然是在种族的方面；亦即在交谈的方面。在凡尔赛宫廷里，在巴黎的沙龙中，亚瑟传奇（Arthurian romance）的“优雅精神”（esprit précieux）发展为“对话”，这是一种古典的交谈的艺术，其垄断的特性是整个西方所公认的。爱奥尼亚－阿提卡语也完全是在僭主的大厅和在宴饮的场合盛行起来的，这一事实给希腊哲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难题：因为往后，再要用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的语言去讨论三段论几乎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在巴罗克时代的决定性时期，德语散文还不具有它能达致卓绝境界的中心点，所以，甚至在今天，它在风格上还摇摆于法文和拉丁文——宫廷语言与学者语言——之间，因而作者只能凭直觉去正确地或准确地表现自己。我们的古典作家——由于他们的语言源头是在办公室或书斋，由于他们在城堡和小朝廷当过家庭教师——确实已具有个人风格，其他的人也可以模仿这种风格，但他们不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可作为所有人的标准的德语散文。
在这两种阶级语言之外，由于城市的兴起，又出现了第三种阶级语言，即资产阶级的语言，它是真正的文字言语，理智而又实用，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它轻微地摇摆于上层社会的表现方式和学者的表现方式之间，一方面总是想出新的手法和时髦的词，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保持着现有的观念储备。但在其内在本质上，它具有一种商业的性质。与“人民”的无历史、无变化的语法——路德等人采用的就是这种语法，曾引得他们的浅薄的同时代人大加诋毁——相反，这第三种语言坦率地认为自己具有一种阶级标记。随着城市的最终胜利，城市言语吸收了上流社会的言语和学者的言语。在上层的大都市居民那里，出现了一种整齐划一的、敏于理解的、实用的通用语言，它是其文明的产物和象征，它对方言和诗歌有着同等的厌恶——它是一种完全机械的、准确的、冷漠的东西，使姿势语言几乎无用武之地。这些最终的、没有家也没有根的语言，每个商人和脚夫都能够学习——例如，迦太基和奥克苏斯河（Oxus）流域的希腊化语言、爪哇的中国话、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并且，交谈对于理解它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想探究是什么东西实际地创造了这种语言，我们发现，那不是一个种族或一种宗教的精神，而是经济的精神。
原始人、文化民族和费拉（1）
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走近——尽管极端小心翼翼——“民族”这个概念了，终于可以去整理一下民族形式的混乱状态了，对于这种混乱状态，现今的历史研究唯一成功之处，就是使其变得比以前更加紊乱了。没有一个词比民族这个词用得更为随便、更不严密的了，但也没有一个词像民族这个词那样要经受更严格的批判。甚至十分谨慎的历史学家在费尽心机澄清他们的理论基础（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又回过头来去把民族、种族成分和言语共同体视作完全等同的东西。如果他们找到了一个民族的名称，便立即把它也看作是一种语言的名称。如果他们发现了一块刻有三个字的碑铭，他们就相信自己已经确定了一种种族联系。如果有少数几个“词根”是一致的，帷幕便会立刻升起，而在帷幕的背景中，是一个有着原始住处的原始民族。现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只是强化了这种“按照民族进行思考”的倾向。
但是，希腊人、多利安人或斯巴达人是一种民族吗？如果罗马人是一种民族，那我们该怎样看待拉丁人呢？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意大利人口中，我们称作“埃特鲁里亚人”的那一部分属于何种单位呢？他们的“民族性”是不是像巴斯克人和色雷斯人（Thracians）的民族性一样，实际上是根据他们的语言构造决定的呢？“美洲人”、“瑞士人”、“犹太人”、“布尔人”，这些词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种观念呢？血统、言语、信仰、国家、景观——在所有这些东西中，哪一个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呢？一般地说，血统和语言的种种关系仅仅是经由学者确定的，一般人对它们完全没有意识。“印欧体系”纯粹只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尤其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亚历山大大帝想把希腊人和波斯人融合在一起的企图是彻底地失败了，我们最近也已经体会到了盎格鲁－德意志的情感共同体的真正力量。但是，“民族”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联系。在日常的用法中，人们带着情感地称作自己的“民族”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他所属的众多共同体中，该共同体在精神上最接近于他。进而，他还把这个概念的用法扩展到形形色色的集体中，而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十分特定的，是源自于个人经验的。对于恺撒来说，阿维尔尼部落（Arverni）只是一个“城社”（civitas）；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是一个“民族”。正是因此，构成一个民族的是雅典人而不是希腊人，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比如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自己首先是希腊人。也正是因此，兄弟二人中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瑞士人，而另一个同样有权称自己是德国人。这些不是哲学的概念，而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民族是人的集合体，这集合体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特人（Spartiates）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公元前1100年的“多利安人”可能也这么觉得，但公元前400年的多利安人肯定不会这样。十字军远征军在参加克勒芒（Clermont）宣誓时真正变成了一个民族；摩门教徒（Mormons）在1839年被赶出密苏里时也是一个民族；当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需要为自己取得一个避难的堡垒时也是这样。这种形成原则对雅各宾人（Jacobins）和喜克索人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有多少民族可能就是起源于对某个首领的追随或起源于一群逃亡者呢？这种群体可以改变种族，就像奥斯曼人（Osmanli），他们曾作为蒙古人出现在小亚细亚；也可以改变语言，就像西西里的诺曼人；还可以改变名称，就像亚该亚人和达奈人（Danaoi）。只要有共同的情感，就会有这样的民族。
我们必须把民族的命运和它的名称区别开来。后者常常是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了解的东西；但我们能从一个名称正当地得出有关民族的历史、家世、语言的任何结论吗，哪怕仅仅是对享有这一名称的那些人的同一性获得某个结论？在这里，历史研究者又一次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理论——他实际上已经把名称和分享名称的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像对待今天的人名那样去处理。我们对这个领域里未被研究的可能问题的数目有没有一个概念呢？首先，命名的行动本身在早期的团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名称，人群就可以有意识地以一种神圣的尊严感来激励自己。但在这里，宗教的名称和战争的名称可能并肩存在；而土地或传袭又可能提供别的名称；部落名称可能和一个赋予部落名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