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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上是过于非历史的，以至于它们不仅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字，而且甚至到其文化进程的晚期还排斥外来的文字。实际上，全部的古典散文艺术是直接为耳朵而存在的。人们读它就像是自己在说话，而相比较而言，我们说任何东西都像是我们在读它——结果，在文字意象与字音的永恒翘板间，我们从未达到阿提卡意义上完美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文字，甚至语音语言改变了，它还能保持下来；圣书与圣训的持久性是和作为持久之象征的文字同属一处。字母文字最古老的证据在南阿拉伯的米内（Minaean）文字和示巴（Sabaean）文字中可以找到——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依照教派而划分的——它们大概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前十世纪。犹太教徒、曼达派教徒、巴比伦的摩尼教徒，说的都是东阿拉米语（Eastern Aramaic），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字。从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写阿拉伯语各有自己的特色。伊斯兰把阿拉伯文字在它的信徒中普遍传播，不管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蒙古语、雅利安语还是黑人语言。书写习惯的发展使得它在各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语言与会话语言的区别。书写语言使得绵延的象征主义影响了它自己的文法状况，这种状况本身仅仅是缓慢地和勉强地才屈从于会话语言的渐进的修正——因此，后者在任何给定时期总是代表着一种较年轻的状态。希腊语言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并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和活拉丁文间的巨大差异，在早期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的结构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种文明越是古老，这种差别就越是突兀，直到今天，我们在书面的汉语和中国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官话之间还能看到有一道鸿沟——这已不再是两种方言的问题，而是两种彼此陌生的语言的问题。
在此，应该注意到，我们遇到了一个直接表现出来的事实，那就是：书写之事，首要地与人的身份有关，尤其是僧侣们的一种古老特权。农民没有历史，故而也没有书写。但是，即便撇开这一点不谈，在人类种族的天性中，对文字书写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厌恶。我认为，笔迹学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事实，即是，书写者越是具有种族特性，则他处理文字的修饰性结构就越是酣畅，他也就越是容易用个人的行文路数来取代这种结构。只有相信禁忌的人，才对文字的固有形式表现出某种尊重之意，且不自觉地不断努力再现那形式。这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之人与仅仅将历史诉之于笔端并使其“永恒化”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在所有的文化中，文字皆掌控在僧侣的手中，不过，诗人和学者也应算在这个行列。贵族轻视书写；他们有人替他们执笔。从洪荒时代起，书写这种活动就只与文人或僧侣息息相关。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于此，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城堡与教堂的对立：究竟谁能持久，行动还是真理？档案的“史料”保存的是事实，而宗教典籍保存的是真理。编年记载和文献对于前者的意义，正如经籍诠释及图书对于后者的意义。因此，除了宗教建筑以外，还有一种东西，不是被装饰品所装饰，而是其本身就是装饰——这就是书。一切文化青春时期的艺术史应当从文字，甚至应当从碑铭以前的草书开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哥特风格或麻葛风格的本质。没有其他的装饰能具有文字形态或手稿的那种内在性；清真寺墙壁上的《古兰经》经文就是最完美、最纯粹的阿拉伯艺术。除此之外，再是柱头的伟大艺术、建筑饰带的图画，以及寺庙顶端的雕塑！在以库非（Kufi）文字抄就的《古兰经》中，每一页都具有阿拉伯风格的织锦的效果。而一本哥特式的福音书，也即是一座小教堂。至于古典艺术，十分有意义的是，唯一不会以修饰来加以美化的，就是它的文字和书卷——这一例外，乃是由于古典文化一贯憎恨持久的事物、并轻视任何不甘仅作为技巧的技巧之故。无论在希腊或是印度，我们都不能如在埃及那样，找到任何具有纪念性的碑铭艺术。似乎还不曾见有人把柏拉图的一页手迹看作是艺术遗迹，或认为索福克勒斯剧本的精装版本应当珍藏在雅典卫城里。
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拒斥矫揉造作，它们通过从外部引进某些东西来满足运作之需；字母文字作为一种谦逊的日用工具，是逐渐地才被它们所接受。和这一事件同时、且具有相同意义的是，表音文字（phonetic script）约在800年时传入中国，西方则在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术；通过使绵延和距离的这类象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近，它们也就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强化。最终，各种文明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把它们的文字变成了实用的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时，埃及文明中字母文字的发明纯粹是一种技术革新。同样地，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的大臣李斯在公元前227年创造了中国的标准文字。最后，在我们自己中间——虽然我们还很少有人领会到这一事实的真正意义——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书写体。由于发现了新搭档，亦即我们的速记术（stenography），埃及的字母文字终被证明不是什么终极的和完善的东西，因为这种速记术不仅意味着书写的简化，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和高度抽象的交流方式战胜了字母文字。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速记类的文字书写形式完全取代字母的形式并非毫无可能。
八
是否可以这么早就去试写一部文化语言的形态学呢？当然，科学甚至至今还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任务。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人的语言。文化语言的命运不是在生物学的时间范围里实现的，而是随着受到严格限定的生命的有机演化而逐渐实现的。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语言，这首先意味着，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一种政治制度不是部分地被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精神所决定的，反之，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一种政治制度不会对那一语言的精神形式产生影响。拉丁文语句的结构也是罗马历次战争的又一个后果，战争在带给罗马胜利的征服的同时，也迫使整个民族从行政的方面去思考问题；德语的散文甚至今天还带有三十年战争的痕迹，那就是，它缺乏确定的规范；还有，如果最古老的《圣经》不是全都用希腊文写的，而是像曼达派教徒的圣书那样用古叙利亚语的形式写的，那么，早期基督教教义一定会获得不同的式样。但其次，说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语言，这句话还意味着，世界历史依赖于作为交往的首要历史手段的文字的存在——其依赖的程度，研究者迄今还几乎难以想象。国家（按这个词的较高意义说）的前提有赖于以书写进行沟通；一切政治的类型都绝对地决定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实，即民族的政治－历史思想在每一情况下都附着于宪章、档案、签字、政论家的作品之中；立法斗争就是赞成或反对某个成文法的斗争；宪法用条款篇什来取代物质性的力量，把书写之迹提升到一种武器的尊贵之位。言语属于现时，书写属于持存；同样地，口头的理解和实际的经验是纠结在一起的，而书写则是和理论的思维纠结在一起的。所有晚期的内在政治史，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这种对立。流变不居的事实抵御“文字”，而真理则需要文字——这便是世界历史的两极对立，在所有文化的重大危机中，都可遇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对立。其中一极生活在现实性中，另一极则在表面上修饰着文本；一切伟大的革命都以一种文学为前提。
西方的文化语言群出现在10世纪。通行的语言实体——亦即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的各种方言（包括僧侣的拉丁语）——在某个单一的精神的影响下发展成为文字语言。认为从900年到1900年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发展不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如同认为从公元前1100年到帝国时期的希腊语和古意大利语（包括埃特鲁里亚语）的历史不具有共同特征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不顾语系或种族的扩展区域而单独从文化景观的范围中获得其特殊的统一性呢？在公元前300年以后，希腊化的语言和拉丁文在发音上和习语上、在押韵上、在文法上以及在风格上都有哪些共同的变异呢？在公元1000年以后，有哪些东西共同出现在德语和意大利语中而没有共同出现在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中呢？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被系统地研究过。
每一文化在觉醒时都发现自己面对着农民语言，即无城市的乡村的言语，它们是“永存的”，几乎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发生关系，它们作为非书写性的方言而穿行于晚期文化和文明中，并缓慢地发生着一些难以觉察的变化。现在，在这种语言的 顶端，出现了两个原始等级的语言，它们是具有文化且本身就是文化的觉醒关系的最初表现。在此，在贵族和僧侣的圈子里，语言变成了文化语言，尤其是，交谈归属于城堡，而言语则与教堂有关。就这样，在演化的一开始，植物性的东西和动物性的东西分离开了，活的东西的命运和死的东西的命运分离开了，理解的有机方面的命运和机械方面的命运分离开了。因为图腾方面肯定血统和时间，而禁忌方面否定它们。我们随处都遇到，实际上很早就遇到了僵死的宗教语言，它们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由它们的不可改变性保护着；我们还遇到那些早已僵死或者说异在于生命并受到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