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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数当更多。
造船业在明代是相当发达的，清代初年对造船业虽然有些破坏，但到了
十八世纪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了当时的闭关自守政策，使造船业的发展
受了些影响。
这几种手工业的生产过程，是发展得不平衡的。南京的织缎业和景德镇
的瓷业都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南京“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账房。
机户领机，谓之代料。”机户将所领的丝经送到染房去染，染成后分给络工。
“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此后机户将缎织成，
送往账房，账房“较其良楛，谓之雠货。”最后用纸将缎包装，谓之筒货，
才拿去出卖。（陈作霖“凤麓小志”）这一生产过程，不只将小生产者同制
成品市场的联络割断，还把他们同原料市场的联络割断，使机户、染房、络
工和包装工都在接受账房的原料（丝）以及生产工具（织机）的情况下，“为
一定的报酬而制作”。在这里，尽管各种作业不在一处，但已具备工场手工
业的性质。在这里，小生产者“变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真正雇佣
工人，包买商底商业资本在这里转变为工业资本”，包买主变成了 和手工业
工场主“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俄国资本主义的妇展”，三二七、三九
八页。）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过程：首先是瓷器原料如范土、泥土、釉灰、青
料等的采炼和加工。其次是造匣钵和修模子。再其次是从拉坯到上釉。先用
输车拉坯，又有“木匠”随时修治输车，有“泥匠”将配好之原泥随时送置
车盘上，供“拉坯者”拉坯。有旋匠司旋坯使表里光滑方正。有画瓷者，有
蘸釉者。“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止学染而不学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
其心。画者染者各分类聚处一室，以成其画一之功。”至圆琢器中之方瓣棱
角坯胎，还“有镶雕印削之作”及其他“专门工匠为之”。其次，有烧造者
将坯胎入窑烧造。其白胎瓷器烧成后，还要施以采画，入炉烧炼以固颜色，
有专门固色之明暗炉。最后，瓷器出窑后，分类拣选以别上色、二色、三色、
脚货等名次，“定价值高下”。三色脚货于本地发卖，上色之圆器及上色二
色之琢器，俱用纸包装桶，“有装桶匠以专其事”。粗瓷则用茭草包装，有
茭草匠为之。这样的生产过程，比着南京制缎业更具有比较完全的工场手工
业形式。但在另一方面，制瓷业有它的季节性，这是生产上很大的局限，是
不如制缎业的地方。
手工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往往就是商业发展的城市，例如上海、苏州和南
京。但也有由于交通线的交叉点所在而形成的商业城市，如扬州和临清。也
有由于对外贸易的关系而形成的商业城市，例如广州在很久以来就是如此。
中国著名的产品，如丝和丝织品、瓷器和茶叶，在十八世纪时基本上都是由
广州出口。广州对外贸易额，仅茶丝两项就相当大，并且茶的贸易是逐年发
展的。清朝虽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但对对外贸易并没有完全制止。乾隆
二十四年李侍尧在奏摺中就讲到：“外洋各国夷船。。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
等货，。。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万两。。。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
与各行商，转售外夷。”不论北方和帝俄的贸易或南方和西洋的贸易，当时
都恢复了明末的情况。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断地侵入进来，因而银货币的流出
流入很快地增加起来。然而，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商品已经冲破清帝国的
封建经济，而是说正在冲入古老停滞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
到帝俄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指出了其中的历史意义。
运输业、钱庄业等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有了发展。特别是“山西票庄”，
便在马克思所谓“货币不断地发汗”的情况之下，应时而兴起（参看拙作“山
西票号研究”一文，截“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私营票庄之外，官营钱业
如有名的“四大亨”，也有雄厚的力量。史载豪商大贾挟其金钱，大发其财
的很多。这种情况便是国内市场形成的初步。乾隆年代有这样的记载，“本
朝。。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京师如米贾祝
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啸亭
续录”卷一下）但在十八世纪，主要的富庶地区依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
还是沿袭着明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道路。因此，官书里常记着对于东南市
民的社会指斥的话，例如“江南人心浮薄”，“风气寖薄”，“贵贱无分”
等等。
当时的手工业劳动者已经在若干地区有了雇佣劳动的性质，但是很多方
面是带着列宁所指的“工役制”的形式，特别是在官营手工业中。当时以“工
匠役夫”并称，就是例子。私营工业，如“经世文编补”二十八还说到“凡
佣工必书身券”。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列宁说：“不论在当时纺织工业
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旧制度只表示着生产形式上（因而一切社会关系
上）的停滞以及亚洲野蛮制度底统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七
三页）这就不但表现为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矛盾，而且表现为古旧制度的
残余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之矛盾。
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当时在发展中的手工业商业是采取压制政策的。
雍正帝在一七二七年五月论：“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
买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
尚华巧，将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
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
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雍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
害于工也。”这好像是为了保障现有手工业者的利益似的。其实，不过用此
来掩盖其抑制手工业发展的用意，这种政策表现在纺织业方面，是清廷于苏
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制织造的机关，控制当地纺织业中的手工业者、
作坊主和商人。在苏州，并曾强征硬派富户充官家机户。如在苏州，据载：
“清朝织造一事，为吾苏富家之害甚大。我明虽有织造，然上供无几，机户
皆隶籍于局者，未尝概及平民。
近设南北二局，北局以满洲大人主之，南局以工部侍郎督之，恣拿乡绅
及富室充当机户，上户派机八只，以次而降，下户派一只。大抵给发官价仅
及其半，机户赔补其半。刻期定限，雇机匠织成异品金彩龙凤蟒段，解往燕
京以供宫中诸族属服用。凡任机一只，每年约价百二十金，而进局诸费及节
序供馈在外。这种政策表现在矿业上，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私人矿
场或改变它们的性质。
对于商业，清朝设多种多样的商税。监有监课，矿有矿税，茶有茶税，
酒有酒税，都是借禁榷的名义作重税的抽取。对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
过关卡的时候有关税，到市场的时候有落地税。这三种商税，在正额以外，
还要遭受更多的勒索。抽收牙税的牙行，多是“倚势作奸，垄断取利，鱼肉
商民。被害之人又因其衙门情熟，莫敢申诉。”抽收关税的海关往往“不实
验客货之多少，而只凭胥役之报单，。。任意勒索。。。不遂其欲，虽税少
税轻，而停滞关口，至数日不过。”至于落地税之抽取，更无限制。“凡耰
锄、箕帚、薪炭、鱼虾、蔬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
贩于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种种的税、种种的额外勒索和阻
难，不只使商人无法减低价格，扩大市场，并且使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可能进
行，大商人必须取得权势的庇护方能存在。这时的大商人，如两淮监商和广
州十三行的行商都是具有亦商亦官的身分的。
清代封建统治阶级除了利用东方封建制度的落后因素以加强封建的束缚
以外，更制订出许多对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镇压政策。在军事方面，凡是
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八旗军和绿营兵的驻屯兵额都是较大的，政治方面
凡是人民运动有开展的城市，屠杀和文字之狱也特别普遍。在文化方面，到
了康熙乾隆时代，更制订了一套束缚自由的统治政策，连所谓汉学也成了官
方所提倡的东西了。
在康熙和乾隆时代曾有不少次市民暴动，如扬州商民的罢市，苏州市井
贩夫反抗米价高涨的运动等。但市民运动因了民族压迫，比明末显得在规模
上缩小了些。特别是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形式，逐渐地由公开趋于秘密，
而趋向于会党会社的形式。乾隆嘉庆之际，洪亮吉和章学诚几位进步学者，
都明白指出了这种社会危机。洪亮吉说：人民本不原犯法，由于州县官吏“借
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洪稚存书事”“征邪
教疏”）章学诚说：“由官迫民反观之，则吏治一日不清，逆贼一日得借口
以惑众也。以良民胁从推之，则吏治之坏，恐亦有类于胁从者也。盖事有必
至，理有固然。”（“章氏遗书”，卷二九，外集二，“上执政论时务书”）
总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
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
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
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
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
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受了挫折，但它的政治的、社会的形式却被文学的
形式所代替，例如“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