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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之矛盾。当时的启蒙思想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
的折射，正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及其矛盾。清王朝的统治使这样基本
矛盾之上更添加了民族的矛盾，因而历史的发展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在
清初的大破 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
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
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了
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自然在落后的封建束缚之下，
它的恢复和发展都受着很大的阻难。
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清初在近畿一带实行了圈地政策，使土地所有
更加从属于封建的身分性的特权。当然这种落后的办法是无法维 持的。不久
以后这些特权之下的土地都“大半典卖”，清廷也知道走不通，一再下诏停
止继续圈地。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说明土地之进入商品流通过程。康熙五十
二年（一七一三年）论旨中说：“前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价银不过数钱，
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清通考”卷二）这和列宁在
“十九世纪末俄国土地问题”中所指出的情况是相似的。旧史学家以圈地制
度之行不通，归因于八旗子弟之不事生产，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从十七世
纪末以至十八世纪，土地之进入商品流通的过程日益发展，因而土地集中的
发展也是惊人的。依文献记载，康熙末年已是“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
人而不一顷”。乾隆时，是民田之归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
今俱为佃耕之户”（“皇朝经世文编”杨锡绂疏）。豪富之家，如怀柔郝氏、
奉化黄氏等，甚至拥有沃田数千顷以至万顷之多。
和土地的集中有密切联系的，是清廷推行的“更名田”制度。“更名田”，
或称“更名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都有这种田地。这是
把明代的皇有和官有的庄田划分给人民耕种，其中有的索取田价，有的不索
取田价，都明谕“给印帖为恒业”。这种制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长
时期的土地皇族所有制基本上告了一个段落。清廷虽还继续保留着一些庄
田，但和明代庄田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人民对土地
所有权的法权形式。这和清代摊丁入地的制度相结合，是在说明人民在法权
形式上，获得封建依附身分之减轻，获得对人身和土地所有之较多的自由。
同时他们所担负的封建地租获得向财产税形式的过渡。以上这两方面，或可
以扩大小农人口的数字，或可以刺激农民的劳动情绪，客观上对于小农经济
的发展都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虽然清廷的主观愿望是在于通过这种制
度而达到它在财政收入上的增加。然而，一定时期的小农经济的发展却又为
另一时期的大土地所有制或土地集中具备了条件，广大的小农正好成为兼并
的对象。接着来的，便是小农群众的破产，他们沦为佃农，或被迫流向城市，
或做了流氓无产者，或成为罪犯。地主兼富商的官吏徐乾学说：“市肆之中
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作之人”（“碑传集”卷十一），“清史
稿”“童华传”指出，江苏历年逋赋积欠至一千二百余万，巡抚督责严追，
系狱千余人。
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在该刊一九五五年第四期上总结封建社会形态
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时，说到：
封建主义解体的典型道路，实际上就是农民逐渐接近于自由的
商品生产所有者状况的过程。这样的道路使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了最
好的、也是典型的条件。可是循着这条道路走的只有西欧的几个国
家。不仅几乎在全亚洲，并且在欧洲的许多区域（意大利、西班牙
的一部分，在农奴制磨除后“第二次农奴化”的诸国）内，封建主
义的解体是沿着另一条保守的道路进行的；这条道路就是封建所有
制转变成地主一资产阶级所有制，依附农民一占有者转变成人身自
由的定期租佃者以及封建地租转变成各种过渡形态的道路。（译文
载“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五期，九九——○○页。）
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民身分的变化、地租性质的变化上来看，十八
世纪的中国是正在走着封建解体的第二条道路。但它走上这条道路还不够
远，并且也走得太缓慢。作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工具之一的保甲制度紧
紧地在束缚看一般农民，从而遂行封建皇朝的特殊的警察式的剥削方式。
农业中雇佣形式的劳动虽然早已形成，但它在极大程度上是具有“工役
制”的性质的，如列宁指出的，“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人口束缚于住
在地，束缚于‘公社’，如果没有公民的这种或那种权利不平等，工役制这
个制度就是不可能的。不用说，上述的工役制度特点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以工役制为甚础的经营方法是最墨守陈规的；被奴役的
农民底劳动，就其质量讲来，不能不接近于农奴的劳动”（“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人民出版社版，一七二页）。
在工商业方面，清代到了所谓乾嘉盛世，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明末的工商
业经济情况，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采矿业方面还更加发展些。马克思指出过，
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首先是从纺织业、开矿业和造船业等方面开始进展
的。
在纺织业方面，上海、苏州和南京是重要城市。上海的棉布业已发展到
“以百里之产常供数省之用”，因而棉布的染踹业也呈现出发展的情况。染
房以色别而行分业，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等。
褚华“木绵谱”载：“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红坊，染大
红、露桃红；漂坊，染黄糙为白；杂色坊，染黄、绿、黑、紫、古铜、水墨、
臼牙、驼绒、蝦青、佛面金等。”又有“刮印花”和“刷印花”。“其以灰
粉渗胶矾涂作花样，随意染何色，而后刮去灰粉，则白章灿然，名刮印花。
或以木板刻作花卉人物禽兽，以布蒙板而砑之，用五色刷其砑处，华采如绘，
名曰刷印花。”踹布坊，是专门压光的，是事为“西北风日高燥之地，欲其
勿著沙土”而加工的。上海棉布染踹业的发展，是和棉布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分不开的。苏州丝织业在六十年代初，已经超过明末。“东城比户习织，专
其业者不啻万家。”棉布织染业，则在三十年代已是“南北商贩，青篮布匹
俱于苏郡染造，踹坊多至四百余处，踹匠不下万有余人。”南京在十八世纪
中叶以后，发展为一丝织业城市，盛况超过苏州。主要的是缎织，最盛时缎
机达到三万架之多。
在陶瓷业方面，景德镇有显著的发展。一七二四年，潘阳人唐英至江西
督窑务，任职十余年，曾将当时瓷业生产情况，作了较详记录。当时，景德
镇境周袤十余里，“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
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民窑所产瓷器儿供全国各省，并
输出国外，因此窑达“二三百区”之多。官窑则为数较少，仅数十座，生产
供宫庭贵族需用。官民窑生产过程大体相同，仅有个别较大的官窑分工较细，
烧造一些帝王贵族的用品，但官窖也有不如民窑规模大的。（“陶事图说”
二十，引自“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十三）
在矿业方面，十八世纪上期有大批矿商开矿，只是以清廷不准而形成“盗
采”。在广西，一七二七年提督田骏疏说：“。。查南丹、土州地方，旧有
锡矿，间出银砂，自明时开采以至于今，系湖广、江西及本地人偷挖。近又
于附近各山开有新山，水龙、北乡 等厂。经前督抚提臣令广西近厂地方官，
严禁油米铁器不许入厂，意在绝其日用，自必散去，立法可谓严谨。无如此
厂与黔省独山州、黄坭哨、狗塘寨士司连界，油米等物俱在独山州搬运，由
黄坭哨、蛮尾塘入厂。日用终未缺乏，矿徒仍未驱尽。臣细访矿厂情形：富
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以旋驱
旋聚，无所底止。”在广东，一七二八年布政使王士俊疏说：“自铜矿奉禁
以来，附近居民仍复群聚偷挖，在地方文武各官视铜矿为小民衣食之地，明
知偷挖，不行拦阻。督抚提镇知有矿徒聚集，虽檄饬官弁驱逐，无如伊等声
息相通 ，官弁未到之先则已另往他处，官弁既去之后旋回垅口挖砂。其实，
矿徒究未尝一日逃散也。”在云南，至十八世纪下半期仍有“盗采”者。“。。
如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岩，。。皆界连黔蜀，径路杂出，奸顽
无藉贪利细民，往往潜伏其间盗采盗铸，选踞高冈深林，预为走路。一遇地
方兵役踪迹勾捕，则纷然骇散，莫可追寻。”这些材料，说明了在十八世纪
上期和下期，“盗采”的事很多。至于经官方批准纳税开采的“合法”矿场，
如山西、湖广境内的矿场很多，广东铁矿场及云南、贵州之铜锡矿场等也很
多。此种矿场在最初时仍算私商企业，但到以后经官给工本及入股等方式，
率皆归为清廷所有，虽然在形式上有时仍属私商。每一矿场，均有数千至万
余矿工。大场可以到六七万人。因此凡一矿场在处，即变荒巅为市。如云南
象羊场，一七四五年春，“路民犁城西象羊山地得矿苗，呈请开之，远近来
者数千人。。。不数月而荒巅成市，即名之曰象羊场”。矿工之多，以十八
世纪中叶后为甚。仅云南境内官民场中即有七十万人。如加上“盗采”的矿
工，其数当更多。
造船业在明代是相当发达的，清代初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