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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说：“关东军会这样脆弱吗？那一切都完蛋了！”
天皇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天皇虽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对于国事并不实际过问，对于政府中的争执最多只是一个中立的仲裁人而已。在1945年2月以前，日皇对于和战的问题可以说是置身事外。但在2月日皇却开始与元老重臣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战争情况和未来计划。有人指出情况严重，但无人建议投降，日皇也未作任何反应。到6月8日，日本内阁举行一次会议时，日皇仍完全同意本土决战的构想。
但在6月20日，日皇召见外相东乡时却明确指出，从军方的报告上看来，军事准备很难算是适当，所以应立即设法结束战争，不可再拖。6月22日，日皇又突然召集重要阁员会商，并公开宣称除陆军的战略以外，还应考虑其他结束战争的途径。7月7日他又向铃木表示应从速派遣特使前往苏联，这显然是接受了东乡和近卫的意见，同意有条件的投降。
广岛的原子弹使日皇立即作成其最后决定，根据木户的记录，日皇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向无可避免的命运低头，不管对于我个人的安全产生如何后果，都必须尽快结束战争，以免此种悲剧再重演。”日皇还命东乡去要求铃木立即做出终战安排。
从上述记录来看，已故的日皇裕仁实不失为一位有良心的君主，知道重视老百姓的生命，比起那些政客和军阀真是高明得太多了。
军人
在日本的决策过程中，军人所享有的权力最大，而陆军又比海军远占优势。在陆军中，从陆军大臣阿南和参谋总长梅津开始，全军上下几乎无人不主张奋战到底。海军内部则意见比较分歧。譬如说海军大臣米内属于主和派，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则属于主战派，由于内部分裂，而且日本的国防一向维持陆主海从的原则，所以，海军并不能对陆军构成重大的反对势力。
直到1945年6月，陆军仍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但在冲绳沦陷后态度开始软化，愿意考虑有限度的投降，不过陆相阿南仍大言不惭地说：“日本仍保有其所征服土地的大部分，并未战败，和约条件必须反映此种事实。”不过据东乡和丰田在战后接受讯问时所云：“如果波茨坦宣言能附加某些条件，则在7月底，陆军（包括阿南和梅津）将不会反对接受。”
原子弹对于陆军几乎不曾产生任何影响作用，军方甚至故意隐瞒真相，否认在广岛所用的是一种新武器。直到8月10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之后，才肯公开承认此种事实，此时日本政府也早已作成投降决定。
苏军在“满州”发动攻击，使日本军事易毁性升到最高水平，日本陆军始相信其最后希望已为泡影。8月8日，陆相借故拒绝出席铃木因讨论广岛原子轰炸而召开的内阁会议并使会议流产。但次日，在苏军入侵之后（在长崎轰炸之前），陆军同意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特别会议。当会议进行之际，长崎落下第二颗原于弹的消息也已传来。
即令到此时，阿南、梅津、丰田等仍坚持必须符合某些条件，日本始可投降。最后还是由于日皇亲自裁决，在8月9日到10日之间的午夜作成无条件投降的决定。10日上午4时，日本政府正式通知美国，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一切要求，但仍附带一个惟一的条件，即希望维持天皇制度不变，美国政府乃于8月14日同意接受。于是在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诏书由其本人亲自向全国广播，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论
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明白地显出日本对投降的决定是经过长久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易毁性的认知与决策者的心态具有密切关系，现在将此种关系用表解方式来加以综述。
易毁性等级与投降决策
时间大小易毁性投降决策
平民军事文人天皇军人
1944年7月以前无无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1944年7月马里亚纳失守低低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注＇
1944年11月来自马里亚纳的轰炸中低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1945年3月大规模火袭高低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1945年4月美军入侵冲绳高中有限度不考虑不考虑
1945年6月冲绳失守高高有条件有限度有限度
1945年8月6日广岛最高高立即立即有限度
＇注＇＇注＇
1945年8月9日苏军攻击最高最高立即立即立即
从表中所列过程看来，军事易毁性在日本领袖人物认知中所占的地位比平民易毁性远较重要，换言之，他们对于军事易毁性的升高都相当敏感，而对老百姓的死活则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文人的态度一共有三次改变：当军事易毁性由低级升到中级，再由中级升到高级时，都引起其态度上的改变，由不考虑投降问题，到考虑有限度投降，再进而考虑有条件投降。但当平民易毁性早已升至高级时，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仅当原子弹投下将其升到最高级时，才有一部分人受到影响而要求立即投降。日皇的态度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受到军事易毁性由中级升到高级的影响，第二次才是由于原子弹的震撼。至于军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受平民易毁性的影响，其改变都是军事易毁性升高之故。而且仅当军事易毁性已升到高级时，军人才肯考虑
有限度的投降，即仅限于放弃若干占领地区。
日本终于自愿投降之主因是由于美国有能力使其军事易毁性升到极高点，于是也就使其领袖们不得不承认本土防卫计划已绝无成功的希望。此种能力是多方面的，换言之，导致胜利的因素很多，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特定因素。
太平洋战争本是一场海洋战争，也就是两个海权之间的斗争。就迫使日本投降的能力而言，海权的最大贡献即为封锁，而主要的工具则为潜艇。若非受到严密的封锁，则日本的抵抗力不会减弱，其防御计划也可能有成功希望。有人认为仅凭封锁即能致日本于死地，就纯理论而言，此种观念固然言之成理，但实际上，战争将会继续延长，不知到何时始能胜利结束。从表面上来看，战略轰炸的效力似乎是最为可怕，而且也的确对日本社会造成极大的损毁。但实际上，恐怖轰炸并不能迅速升高日本的军事易毁性，所以对于日本决策者，尤其是军人，其影响效力远不如杜黑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巨大。美国的战略制空权的确具有强大的威力，但在使用方法上颇欠思考。其不仅滥杀无辜，有违人道，而且轰炸工业区也毫无意义，因为海上的封锁早已切断日本原料来源，使其工业大都已停止生产，轰炸只不过是毁灭那些闲置的设施而已。
美国陆航军根本不了解日本的真正弱点在哪里。对工业的精密轰炸，对平民的燃烧攻击都不能击中要害，因为日本的主要弱点不是其工业设施，也不是其平民的“士气”（morale），而是其必须从海外输入的生产原料。一旦原料来源被完全切断，对其工业和人口的攻击，即无异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反而言之，海军封锁之所以如此有效，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击中要害。
因此，陆航军若也能打击上述要害，则其贡献将会远较重大，其可以采取的手段即为封锁重要航线实施空中布雷（aerialmining）。实际上，空投水雷是一种效力比潜艇还高的武器。根据统计，在战争最后4个月内，水雷所击沉的船只占总吨数的50％。假使美国的B－29能在1944年即开始利用中国内地为基地来空投水雷，则年底前也许即能切断日本的一切输入，甚至能使日本军事力量的崩溃提早半年。
美国陆军虽不曾依照计划入侵日本，但此种威胁的确实存在又为迫使日本自愿投降的主因之－。否则，仅凭陆航军的压力，还是不易使冥顽不灵的日本军阀放弃其负隅顽抗的决心。不过，美国政府似乎并不了解日本军人的心态，否则，他应该加速形成入侵的威胁，则战争可能因此而提前结束。1944年10月莱特湾之战（BattleofLeyteGulf）将日本海军完全毁灭之后，美军即应直扑冲绳岛，而不应再浪费时间在吕宋岛和硫黄岛登陆，这样也许在1945年1月即能入侵冲绳，并且至少可以少牺牲几千人的生命。
现在就要谈到最后两个因素，即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对于美国应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在战后曾引起很多的争论，但本文所要分析的只限于一点，即对于日本的投降决策原子弹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作用。就战略轰炸本身而言，原子弹使用与否，对于毁灭程度所构成的差异固属有限，但又不应因此低估其所产生的心理效果。至少在日本领导阶层中的文人和天皇都已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尤以日皇本人为甚。
苏军的进攻“满州”正是寓言中所形容的压断骆驼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laststraw），即令苏联不参战，日本也还是投降，换言之，真正压垮骆驼的并非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全部的载重。不过，关东军若不迅速崩溃，则日本军阀也不会立即认输，所以苏军的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刺激还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的参战又与广岛的原子弹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斯大林虽早已承诺结束欧战之后即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但他却一直心存观望并未迅速行动，其原因是希望坐山观虎斗，让日本去消耗美国的实力，而使苏联坐收其利。当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之后，斯大林就感觉到局势已开始急转直下，若不迅速投入战争，将可能会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所以才在8月9日发动攻击，而这也构成最后一击。
就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全部过程来加以观察，所能发现的首要事实即为决策者的认知远比事实的真相重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最后终于败亡，也许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但日本之所以会在1945年8月10日做出投降的最后决定，则又可以从其决策者的认知中找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