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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扼杀了女性的性冲动，努力使其规范化。
订婚期似乎正是为了让女孩子有一个逐渐的发动阶段，但习俗常强迫双方严守贞洁。即使处女在订婚时与未婚夫“发生了关系”，她的处境与年轻已婚女人的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由于订婚对她几乎和结婚一样是难以改变的，她才去委身，第一次性交对她同样是一次磨难。她一旦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即使没有怀孕，而怀孕当然是有约束力的），就极少敏改变主意。
如果爱或欲望使双方完全心甘情愿，初次体验面临的障碍就很容易克服。两个情人在相互承认对方自由时给予和得到的快乐，赋予肉体热情以力量和尊严。此时，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被迫而是自愿而慷慨地做出的。只要婚姻把本来应当以自发冲动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变成了权利和义务，它大体上就是可惜的。由于婚姻赋予两个身体以一种工具的因而是有损人格的性质，它们注定要被一般地作为身体，而不是作为人来彼此体验。丈夫一想到他在尽义务便常常会心灰意冷，而妻子一想到自己在委身于对她行使权利的人，便会感到羞愧。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可能在新婚伊始就具有个性的特点；对性生活的见习有时进展缓慢，具有渐进性；也可能在第一夜就表现出愉快的肉体吸引。婚姻有助于让女人自由地放纵，消除那种往往始终与肉体相联系的罪恶观念；有规律地频繁性交，可以引起肉体上的亲密感，促进性成熟。因此，有些妻子在结婚头几年便感到最大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对丈夫的感激，使她们日后很容易谅解丈夫可能有的过失。斯特克尔说，“不能摆脱不幸婚姻的妻子，永远是那些从丈夫身上得到性满足的妻子”，虽然有人猜想，也许她们在别的方面是不快活的。尽管如此，当一个女孩子一辈子只准备和一个在性方面对她一无所知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时，她还是太冒险了，因为她的性冲动命运将取决于性伙伴的个性。
这一荒谬状况，在莱昂…布鲁姆论述婚姻的书中受到了正确的抨击。
认为以某种谋利目的为基础的结合，会有许多机会引发爱情，这是十足的虚伪；认为两个已婚者在受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约束时，会一辈子相互给予性满足，这是荒谬绝伦。但是，理性婚姻的拥护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爱情的结合也未必能保证夫妻幸福。首先，少女所常有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并不总是导致性爱；她的柏拉图式的崇拜，她的白日梦，她的表现童年或青少年魔念的情欲，既不适于经受日常生活的检验，也不会持久。就算在她与未婚夫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真诚的性吸引，也不能说终身大事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正如阿莱特在《流浪女》中所写的：
肉欲之乐在爱的无垠荒漠中占有很小一块炽热之地，它迸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人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在这变幻莫测的营火周围，存在的是危险，是未知。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或一长夜中起身时，都会重新面临双方所必须应付的生计问题。
而且，即使性爱在婚前就存在或在蜜月时就被激起，它也不会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经久不衰。无疑，忠诚是性爱所必需的，因为两个人在爱情中产生的欲望只与他们个人有关；他们因而不愿意让第三者插足，希望彼此都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但是，这种忠诚只有在它是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由于是一时冲动，性冲动的魔力会消失得相当迅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把每个情人，暂时地、肉体地变成了一个其生存在无限的超越中延伸的人；要占有这个人无疑是不可能的，不过至少可以以一种十分特殊的、非常刺激的形式建立接触。但是，当双方由于敌意、厌恶或冷漠而不再想有这种接触时，性冲动的吸引力便消失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尊重和友好的气氛中也会消失，因为进入外部世界实施他们的共同设计、因而以超越形式相互交往的两个人，不需要肉体结合；而由于这种结合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们甚至会对它表示反感。
蒙田所使用的“乱伦”一词具有深刻含义。性冲动是对他者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它的主要特质。但在夫妻的异常亲密的关系中，夫妻彼此都是同一者（thesame）；在他们之间任何交换都是不可能的，既不能给予也不能征服。所以如果他们继续做爱，就往往会引起一种羞耻感：他们觉得，性行为不再是双方都能超越自我的两个主体之间的体验，而宁可说是一种共同手淫。他们都把对方看做满足自己的要求所必需的工具，这一事实说明，夫妻之间对相互是否有礼貌满不在乎，毫不介意。例如，拉加锡博士的观察就是这样说明问题的。好吃醋的妻子，把丈夫看成能提供快感的一种物品，这个物品归她所有，她对它十分吝啬，犹如对待她藏在食橱中的蜜饯——若丈夫对邻居很慷慨，那妻子就一无所有了；她仔细检查他的内裤，看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液。至千丈夫，他无须征求她的意见，就可以在她身上满足他的欲望。
还应当说，对要求的这种野蛮满足，并不能满足人的性欲，而这就是在仿佛是最正当的拥抱中，往往有一种邪恶余味的原因，这时妻子常求助于对性冲动的幻想。斯特克尔举了一个25岁女人的例子，她和丈夫做爱时，如果想像一个年龄较大的强壮男人在强奸她，便能达到一点性高潮。所以，妻子在想像自已被强好时，她的丈夫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他者。丈夫也有这种梦想；他想像在妻子那里所占有的是，他在舞台上见过的某个舞蹈演员的大腿，他在画报上看到过的某个漂亮女郎的酥胸，一个记忆，一个意象。或者他可能想像他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强奸，这是恢复她失去了的相异性的一种方式。如斯特克尔所说，婚姻在两个性伙伴之间所引起的幻想喜剧和做戏，可能会破坏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界线。而在极端情况下，的确会发生明显的性反常。有的丈夫成了观淫癖者：他一定要看见或听说妻子与情人性交，才能重新感到一点儿过去的魔力。或者他极力虐待妻子，激起她的抗议，以求最终了解她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和自由，感到他要占有的确实是一个人。相反，有的妻子则呈现出被虐狂行为，她极力想让丈夫变成主人、暴君，尽管他不是这种人。我就曾认识一个在修女院里长大的虔诚的女人，白天她颇有权威，飞扬跋扈，可一到晚上就非常想让丈夫抽打她。他被吓坏了，但还是让她如愿以偿。在婚姻中，即使邪恶本身也有冷漠、预先安排和冷酷的一面，这的确会使它变得像孤注一掷一样惨淡。
事实是，肉体之爱既可以不被看做是目的本身，也可以不被看做纯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为生存进行辩护，但也不可能接受外来的辩护。就是说，它在人的任何生活中，应当起一种独立的插曲作用。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获得自由。
所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向已订婚的女孩子提供的肯定不是爱情；它为她树立的光辉理想是关于幸福的理想，这就是说，是在内在和重复的生活中所追求的单调的平衡理想。在某些太平昌盛的年代，这曾是整个中产阶级，特别是地主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过去，维持Statusquo＇现状＇。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幸福”。这种由伊壁鸠鲁和芝诺（Zeno）含糊提出的伪学问，如今已名誉扫地：原封不动地保持和延续世界，现在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被动员起来去行动，他的使命是生产、战斗、创造和进取，是向整个宇宙和无限未来超越。但是传统的婚姻并不想让女人和他一起超越，它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将她禁烟于她自己的圈子里。于是她只能打算建立稳定的平衡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现在作为过去的延续，避免了明天的威胁——就是说，只能打算建立幸福的生活。她将会发现，爱情被一种通称为婚爱的温柔而恭敬的情感所取代；她将把她的世界封闭在她要管理的家庭之中；她今后将要一直负责人种的延续。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放弃他的超越性，即使他指天发誓要放弃它。过去的资产者认为，维护既定秩序，用他自己的繁荣来证明它的优点，就是他对上帝，对他的国家，对制度和文明的服务：所谓幸福就是实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功能。女人也必须设想出超越家庭和平生活的目的，但是，将在作为个体的妻子与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将赋予她的偶然的、前后不连贯的生活以人的价值。在与妻子联合时，他不但获得从事事业、行动和斗争的力量，而且也为她的生存进行辩护：只有把她的生存交由他掌管时，这种生存才会有意义。
这预示着她那方面要谦卑地进行自我克制；但她会得到补偿，因为在男性力量的指引和保护下，她将会摆脱那种固有的自我克制的影响；她将会重新变成主要者。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女人是她的小窝里的女王，在她的天地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她也被男人带入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所以她在婚姻中既获得了生存活力又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理想是怎样实现的。
幸福的理想始终有形地表现在住宅上，不论是茅屋还是城堡；它象征着一成不变和与世界的分离。建立于住宅内部的家庭，是一个分离细胞或一个群体单位，虽然后代来复去，它却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过去以家具和祖光画像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太平的未来有了希望。
在园子里，一年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