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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他原因，今天的美国人（他们既尊重婚姻又是些个人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倍加努力地让性生活与婚姻融为一体。有许多以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书籍出版，试图使夫妻学会相互适应，尤其让男人学会和妻子保持愉快的协调。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们扮演起“婚姻顾问”的角色；他们普遍认为女人有权获得性快感，男人应当懂得适当的技巧。但是，如我们所见，性快感不只是个技巧问题。即使年轻男人熟读对本婚姻手册，也未必能因此让他的新婚妻子去爱他。她需要对整个心理处境做出反应。而传统婚姻远没有为唤起和发展女性的性冲动创造出最佳条件。
从前，在母权群体当中，并不要求女孩子在结婚时是处女。而且，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她在婚前被夺去处女贞操甚至是一种习俗。在法国的某些农村地区，人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古老的特许的残迹。没有必要去保持婚前的贞洁。有时，那些失足姑娘，即未婚母亲，甚至比其他姑娘更容易找到丈夫。另一方面，在承认妇女解放的圈子里，少女也的确有和男孩子一样的性自由。但是父权的伦理观念专横地要求，未婚妻在交给丈夫时必须是处女。他想明确证实她没有带来外人的种子；他想独享对这即将属于他的肉体的所有权。处女贞操具有道德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今天仍被普遍承认。在法国的一些地方，新郎的朋友们等候在洞房的门后，又唱又笑，直到丈夫得意洋洋地走出来，把有血迹的床单拿给他们看；
或者父母可以在第二天早晨拿给邻居们看。有些新婚之夜的习俗虽不这么粗俗，却很流行。
由于这些习俗强调一定要把人的性生活下流地分为社会的礼仪和动物的功能，它们给色情文学和近乎色情的故事提供了灵感。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会要求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具有人的含义，都被注入自由的精神。在真正讲道德的性关系中，有一种欲望和快感的自由表现，或至少在性交当中进行一种旨在恢复自由的动人斗争。但是，只有在承认对方是一个个别的人（asanindividual）时，这在爱情中或欲望中才可以实现。如果性生活不应当被个人赎救，而应当被上帝或社会释罪，那么两个性伙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关系。完全可以理解，有健全理智的已婚女人讨厌谈及肉体的体验：她们将这些体验贬为好色之举。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在婚宴上会听到淫荡的笑声。将庄严的礼仪加在具有野蛮现实的动物功能之上，这真是荒唐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婚礼表明了它的普遍的抽象意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众目腹腔之下，根据象征性的仪式结合在一起；但在不为外人所见的婚床上，他们都仅仅是个具体的、单个的个人，大家全都看不到他们的拥抱。柯莱特13岁时作为客人参加了一个农民的婚礼，当一位朋友带她去看洞房时，她大惑不解：
原来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啊！这挂着帐幔的床，又高又窄，这用羽毛作垫的床，堆放着鹅绒枕头，这床将是散发着汗味、烟味、牲口味、烹调味的一天的终点……年轻夫妇很快就会呆在这里。对此我没有想过。他们将躺在这厚厚的羽毛床上……他们将进行那种我似懂非懂的斗争。关于这种事，我从母亲的直言和农村生活那里知道得太多而又太少了。然后会怎样呢？我被这洞房，这我从未想到过的床给吓坏了。
小女孩幼稚而痛苦地感到，在隆重的婚礼与具有动物神秘性的带帐幔的大床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婚礼中的淫秽下流场面，很少出现在女人不具独立个性的文明中，如东方民族、希腊和罗马；动物功能似乎和社会礼仪一样一般化，非个性化。但在当代西方，男人和女人被看做独立的个人，而参加婚礼的人们之所以嗤嗤地傻笑，是因为这一特定的男人和这一特定的女人，即将完全作为个人来体验这一被礼仪和鲜花所掩饰的行为，并使之完成。的确，在隆重的葬礼与凋敝的坟墓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对比。但死者人士以后不会苏醒；而新娘在发现市长签发的正式证书和教堂的琴声许诺给她的真正体验，既完全属于个人私事又具有庄严隆重的性质时，却感到无比惊讶。
我们并非只有在笑剧和轻松喜剧中才能看到年轻女人在新婚之夜，含着眼泪逃回家找母亲时的情景。在精神病学的书籍中，这类病例俯拾即是，我自己就听说过许多这种事：有关的女孩子们是在非常谨慎的情况下被培养大的，由于没有受过性教育，突如其来的性行为使她们难以应付。女孩子们有时认为，接吻就是性交的全部表现，斯特克尔谈到一个新娘，她由于丈夫在蜜月旅行时的完全正常的行为，而认为他得了精神病。有的女孩子甚至可能与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生活多年而从不怀疑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米肖的诗《新婚之夜》，极简明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即使新郎把他的妻子放到井里泡上一夜，她也会觉得有理由为她的模糊见解辩护。“原来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他们对真实细节守口如瓶呢，”她想到。但是，她虽然恼火，却并不说出来，邻居们对此也就一无所知。在今天，许多年轻女人知道的比较多，但她们的情愿性交仍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同处女身体性交仍带有强奸的性质。哈夫洛克…埃利斯说，与婚外相比，婚内强奸肯定更多。被纽奇保尔记录在案的性交时女人受伤害的实例，达150个之多。埃利斯报告说，有6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她们都说，第一次婚内性交对她们是一次震骇；其中两个对性交一无所知；其他几个人虽自以为知道，在身体上仍受到伤害。阿德勒也强调处女失去贞操对心理影响重大，并声称，那一刻可能影响一辈子，一个笨拙丈夫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永久性的性冷淡。这方面的例证，在前一章已引用不少。
我们已经讨论过，处女要完成她的性命运，必须克服许多抑制和障碍：她的发动，需要来一场真正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阵痛。想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种发动，是愚蠢的、残忍的。把第一次性交这么敏感、这么困难的事情变成一种义务，这是荒谬的。由于她必须经历的陌生活动是神圣的；由于社会、宗教、家庭和朋友庄严地把她移交给她的丈夫，仿佛在移交给一个主人；也由于她觉得这一行动涉及到她的整个未来，婚姻仍被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劳永逸的措施，女人愈发感到恐惧。此刻，她的确觉得自已被暴露在绝对者那里：这个她发誓终身相随的男人，在她心目中是全体男人的化身；而现在他在她面前也是个陌生人，但他是极为重要的陌生人，因为他就要做她的终身伴侣。男人这时对他现在承担的任务也感到非常焦虑；他有他自己的障碍，他自己的复杂心理，这可能使他变得胆怯、笨拙或粗鲁。有时这一切所具有的庄严性会导致他在新婚之夜失去性交能力。心理学家推内就谈到过此类实例，其中一个颇具悲喜剧色彩。一个气愤的岳父为给女儿办离婚手续，要求开一份医学证明。
可怜的女婿坚持说他以前有性交能力，但他承认，结婚以后由于窘迫和羞耻感，他失去了性交能力。
举止过分鲁莽会使处女感到恐惧，过分文雅又会令她蒙受耻辱。女人永远痛恨以她们的痛苦为代价，贪图自己快活的自私男人，但也永远痛恨那些似乎在蔑视她们（如前面已引用的斯特克尔的某些实例）的男人，并往往痛恨那些在第一夜不想或不能使她们失去处女贞操的男人。海伦…多伊奇提到某些丈夫，他们由于缺乏力量或勇气，宁肯让医生戳破新娘的处女膜，还硬说她们的处女膜太厚，其实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对不能以正常方式插入她的男人，会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轻蔑感。弗格伊德的一个观察结果（斯特克尔曾引用过）表明，丈夫的性无能造成的创伤，会使妻子耿耿于怀。这时，她常会换一条床单，以便让女佣能看到上面的污迹。这条床单是丈夫准备的，他在新婚之夜为了掩饰自己的性无能，故意在上面洒了些红墨水，好让女佣不至于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
新婚之夜将性交变成了测验，双方都唯恐会碰到自己的性无能，所以都十分担心自己会出问题，以至不能慷慨地为对方着想。这使这种场合的气氛庄重得令人望而生畏，如果女人因此产生了持久性的性冷淡，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丈夫面临的难题是：如果“他过分放荡地刺激美子”，就可能会引起她的反感和愤怒。例如，美国的丈夫们就因担心这样的后果而不知所措，尤其当他们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婚前极其自我克制时。
正如金西报告所述，这一组女人十分克制，不可能“在性交时尽情地销魂，而尽情对于任何性关系的圆满完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丈夫“一本正经地”对待他的妻子，就不会激起她的性欲。这种两难，是由女性态度的含糊性造成的：年轻女人对性快感既渴望又拒绝；她想克制，却又因此十分痛苦。除非侥幸，年轻丈夫必然要么像个浪子，要么像个笨驴。所以毫不奇怪，“婚姻义务”可能常会令妻子感到烦恼和厌恶。
事实上，许多女人尚未经历过性高潮乃至性冲动，就做了母亲和祖母。有时她们以医嘱或其他借口为由，极力逃避这种有失身份的“义务”。金西说，有许多妻子“报告说，她们认为自己性交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希望丈夫不要如此频繁地想性交。也有极少数妻子希望能增加性交的次数”。但如我们所见，女人的性交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一矛盾清楚表明，婚姻扼杀了女性的性冲动，努力使其规范化。
订婚期似乎正是为了让女孩子有一个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