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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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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洪又撤销了总监察,改组为纠察处。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纠察处碍脚,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只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  军务部和监察处本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都督权力限制最大的两个职能部门,现在这两个职能部门均取销、缩小,改变了性质,完全在黎元洪的控制之下。  可悲的是,革命党人并未能自觉地把“驱孙”与“倒黎”结合起来,而是把“驱孙”看作是“党争”,共进会、文学社,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加剧了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  孙中山接到报告,立即意识到湖北党人存在内争大不利于革命,当即发电报给鄂省同志进行调解,可惜鞭长莫及。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没有看到黎元洪的阴谋,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甚至说:“如有不遵我副总统之命令及损失我副总统之威严者,惟以武装维持治安耳。”蒋的态度遭到文学社同志非难,有人批评他“胆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  4月,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文学社遂与同盟会支部合并。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被推为副支部长。民社成立后,共进会发生分化,部分共进会骨干,如居正、杨玉如、李作栋等回到同盟会阵营里。杨玉如当选为同盟会鄂支部总务干事。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  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⒐愣级胶好瘛不斩级桨匚奈德氏韧ǖ绶炊浴T揽桓市姆牌坏昧钤蕹删穹种蔚暮薄⑺拇ā⑸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  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  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  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  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  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  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  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  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  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  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  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疗工作,后转向哲学研究。把存在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认,“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按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只要它能满足实用的价值标准就是,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  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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