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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深沉地说：“先生所见，洞若观火，也击中我的心病，快翔实地谈谈。”
李大钊直言道：“政党是执行革命任务的中坚力量，纵观先生组建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不能充当此任！容我直言：在民国成立前，先生的党曾领导了辛亥革命，表现出一个向上发展时期革命党的朝气。但是由于这个党本身的弱点，当时也无法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后，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一再受挫，而一批官僚、政客和军阀混入了国民党，原来的党员也有发生蜕变的。不少人入党只是为做官发财，无视党纪，组织系统形同虚设，几乎是一盘散沙……”李大钊侃侃而谈，孙中山觉得不无道理，迫不及待地问：“守常先生对本党的弊病看得如此清楚，谅必也有医治之良方？”
李大钊说：“孙先生的国民党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没有这个改造，国民党不仅不可能继续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的各种腐败因素的膨胀而死亡。”“我未尝不想迅速改变自己领导的党的这种状况。早在1914年，我在日本东京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我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约32条，还创办了《建设》杂志，其目的都是想振奋本党的革命精神。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过效果。” “孙先生依靠的依然是国民党的那批旧人，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十分明确。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要担当革命任务，必须要加进新的血液。”孙中山对这一新的提法，很感兴趣：“何谓新的血液？” “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国民党要同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
孙中山望着李大钊问：“联合共产党？” “对，联合共产党。”李大钊接着谈了中共“二大”和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关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意见。孙中山走过来，热忱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守常先生，我诚恳地希望您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不瞒您说，国民党内像您这样的人才，我一个也没有发现。” “我是个教书的，承蒙孙先生器重，我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先生合作，共同革命。”李大钊有些激动地说。
孙中山顿时非常高兴，道：“好！守常先生，我现在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分，邀请您加入本党。”“谢谢孙先生！不过，我已经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共产党员了，党籍是不能脱掉的。”“这不打紧，您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来实现中国革命大业，我们携手合作，并肩奋斗。”
李大钊严肃地说：“我感谢孙先生的信任，但不知加入国民党需要履行什么手续？”“手续简单，由我主盟，你的同乡张继作介绍，填写一张入党志愿书就行了！”“好吧。我同意加入先生的国民党，做一名跨党的国民党党员。”于是，李大钊当即便加入了国民党。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等也相继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常在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有时连续数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马林也以苏联特使越飞的代表身份多次访问孙中山，同他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并研究中苏合作的具体方式。孙中山欢迎苏联对他的帮助，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但积极采取联合苏俄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步伐。
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张继等53人开会，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座谈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与会者一致赞成国民党的改组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芬、覃振、陈独秀、陈树人、茅祖权、张秋白、田桐、吕志伊、管鹏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经过孙中山修正定稿。
11月15日和12月16日，孙中山连续两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议草拟的党纲、党章和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于1923年元旦正式发表。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国民党总部又召集在沪党员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召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其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
会议根据孙中山的要求，推荐了改进后的党中央干部人员，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委任为参议，林伯渠被委任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陈独秀正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同刘仁静等一起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8日到达莫斯科。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发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指责。他警告中国同志：“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的指责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发言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意见，来自在中国活动的马林。马林和越飞联合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提纲，由马林带往莫斯科向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他们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
苏共理论家布哈林根据马林和越飞的报告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诀议》。《决议》经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布哈林起草的这个《决议》接受了马林和越飞的大部分意见，但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很不彻底地纠正了马林、越飞等人的某些错误。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之后，同翟秋白一起回国，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 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第三十三章 蒋介石出山
中共中央虽然尊重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而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却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这年2月，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因而不愿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