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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达林发言要求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张太雷等也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张国焘此时思想有些变化，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决议，会议决定会后继续讨论。
会议之后党积极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陈独秀受党的委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经中央批准，发表在《先驱》上。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中央局提出请李大钊出席会议，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委托邓中夏和高君宇出席。“二大”代表计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等12人，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
“二大”正式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决议规定：“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提出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当地点开一次代表会议，会商建立联合战线问题。
“二大”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关于联合的方式，仍然坚持两党平行联合，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行联合，因此，国共合作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二大”刚刚闭幕，上海法租界当局又逮捕了陈独秀。这次逮捕陈独秀，与“二大”会议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二大”接受了“一大”开会期间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的教训，多次改变会议地点，并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议，敌人暗探没能摸清底细，“二大”会议便已结束。但敌人暗探杨某利用造谣中伤手法，说陈独秀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向陈独秀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陈独秀十分贫困，无钱被敲，只好挺身就捕。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10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
8月18日下午，被关押10天的陈独秀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不久，便隐蔽起来。“二大”以后不久，马林在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时，苏俄政府决定派著名的外交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访问中国，于是，马林便同越飞一起返回中国，于8月21日到达北京。马林立即从北京转赴上海。
马林从中共中央那里了解到“二大”通过的各项决定后，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里去；共产国际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这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 此时，李大钊由北京到达上海，由于他和马林没有参加“二大”，现在马林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8月29日，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7人，来到杭州西湖。中央特别会议在书记陈独秀主持下开会。马林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
5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马林的提案，他们说，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没有一个支持者，便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用共产国际压制中共中央。致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于是作出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州，住在上海。这次严重的失败，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和绝望之中。陈独秀向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已背叛革命，共产党即与他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共产党将不因孙先生受到暂时挫折而改变同他合作的立场，反而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广东方面个别党员支持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他重新振作起来。孙中山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伟大的转变。
中共中央致函广州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广州一些共产党人，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央再次去信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2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着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陈独秀、李大钊的这3位学生，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老师、中央领导人的提示，谭植棠终于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在受到严重警告后，也退出共产党，谭平山则被撤销了广州党的负责人职务。 中央委员蔡和森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陈炯明，他说：“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可是现在不但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应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全国人民再没有一个可与他合作的。”
孙中山在上海经常看《向导》周报，他对蔡和森的文章极感兴趣，特别是对蔡和森不久前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赞叹不已。他反复阅读文章中的那段话：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30年以来的民国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办，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涨，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
孙中山此时虽然不认识蔡和森，但他对共产党内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而兴奋不已。中共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散会之后，李大钊同陈独秀等立即回上海。孙中山曾通过林伯渠传达他迫切希望会见李大钊这位共产党的大理论家，他说：“昔日大钊先生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我相见，提出一是要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是非常中肯之见。我翻阅了不少时人的论著，尤其对大钊先生的政见颇感兴趣，并迫切和他面谈。”
现在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会见孙中山的时机完全成熟，他们一回到上海，立即通知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林伯渠，安排李大钊同孙中山会面。林伯渠接到指示后，戴着一副博士眼镜走进孙中山的住宅，微笑着对他说道：“仲甫先生通知我，说守常先生来到上海。问您何时安排和他见面？” 孙中山激动地说：“你立即坐上我的轿车去把李先生请来。”
孙中山平时很少坐那辆华侨赠送给他的黑色轿车。现在让司机开车，请林伯渠一同去陈独秀住所迎接李大钊。 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将李大钊迎进楼上的小会客厅，让李大钊坐下，便说： “久闻守常先生大名，今日请你到寒舍来，就国事问题向您请教。” “先生乃革命元勋！你的功德已载入史册，所倡导三民主义逐渐深入民心，既然承蒙先生的厚爱，我自当推心置腹。”李大钊谦诚地回道。“我为复兴中华民国，奔波已有30余载，路途坎坷，险滩百座，至今未达目的。今天，很想听听大钊先生高见。”
李大钊简单地分析了全国军阀割据，祖国不能统一之后，旋即说“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主张。欲达革命胜利之目的，首先要建立一个有坚实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其次在采取革命手段上，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