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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南六省军阀,只限于口诛笔伐,并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只有李烈钧和少数军官是真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誓师北伐,保卫共和制度。他们人少力单,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国会,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坚决不肯,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
黎派人去天津请李经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再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 张勋的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张勋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见解散国会命令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黎见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下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集会议。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根本不是国务员,无人异议,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 “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
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他们联名通电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
6月14日,张勋带着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万绳权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岁的逊帝溥仪听说张求见,师傅陈宝琛给他换上朝服,并把他引到养心殿,他在那里召见了张勋。
张勋诚惶诚恐地行跪拜大礼,赞颂溥仪如何圣明。溥仪大大地夸奖了张勋几句,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跪拜出宫。
康有为从上海化装进京。张勋赶紧上前连连施礼:“康老夫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康有为是维新之后的保皇党领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荡。张勋和康有为可谓臭味相投,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张勋在徐州时就已经让万绳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为,要他准备溥仪复辟的诏书。 康有为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张勋,俩人又密谈了良久。 诸事安排停当,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 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视王士珍骂道:“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厉声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一直交涉了两个小时,黎誓死不从,6时许,梁鼎芬等出公府。15时,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总统退位,还政清室。黎元洪正颜厉色道: “当问国民,余不能私相受授”。 这一天,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清宫,跪奏自己“代表22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 溥仪按照师傅的嘱咐,先推辞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纪尚轻,无才无德,难当大任。” 张勋领着众人一再磕头恳求,溥仪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被捧上皇位,即发布复辟诏书。 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等。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龙旗。 黎元洪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又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复辟清室,只有短短的12天,终于成为历史小丑。 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的命令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策动驻天津马厂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和驻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曹锟等部组织讨逆军,自称讨逆总司令。 可巧,前司法部长梁启超也来到天津,运动段祺瑞讨逆,两人一拍即合。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八大罪状。 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责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 讨逆军兵分三路攻京城。张勋决心要背城一战,可是那些复辟派大臣却都担心害怕。他们知道张勋的辫子兵只有5000人,而且战斗力差,不堪一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3人见此,出京逃生,统统被讨逆军截住拿下,就是康有为、万绳鲊也准备逃走,背张勋而去。 7月12日凌晨,只听见北京城外“轰轰轰”,炮声连天。炮声响,辫子军闻风丧胆。张勋指挥3000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攻进城后,在天坛一带和辫子兵交战。张军寡不敌众,双方刚一交锋,辫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骑上一匹快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馆,带着家眷跑到荷兰使馆,自己躲了起来,托人把家眷送进德国医院。 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7月6日至12日,历时6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 溥仪于7月12日宣布退位,复辟闹剧就此收场。 7月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北京欢迎总理者,何等火炽!段一进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 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要去天津养病,从此以后,隐居家园,不再过问政治。 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冯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 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 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 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