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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事泄，逃往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加入日知会。28岁再度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选为军务部长。归国后仰慕孙文大名，佯称是孙文之弟，为孙文所派，来武汉领导革命，即与彭楚藩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组织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不久便回武汉。 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到武汉，任《商务日报》总主笔，宣传革命。《商务日报》被清廷武汉当局查封后，又筹办了《大江报》。 谭人凤开口便道：“事情紧急。黄兴指示：孙中山先生赴美筹得款项，拟在广州再图大举，定由革命同志组成800选锋，分四路攻取总督署、水师提督署、将军署和督练公所，运动巡防营响应，待得手后，黄兴率一起义军入广西，赵声率一起义军入江西，命我率一起义军入湖南并联络各处。我此来即要亲自联络两湖革命同志。诸位同志应急努力，届时响应。湖北由居正负责，我即赴长沙联络，月底须赶回广州参加起事。” 他们商谈之后，谭人凤提出去武昌监狱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纪甚轻，却已是同盟会的老同志。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两湖革命志士们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即投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把革命团体设立在新军内部，在新军中吸收革命党人，扩大革命组织。当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参与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醉心暗杀，先后参与谋刺兵部侍郎铁良，后与吴樾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同盟会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奉同盟会之命回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事败，与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拟斩首，却改为终身监禁。胡瑛才气纵横，易于接近，他便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狱吏争取过来，狱吏因而给了他一定自由，允许他与外通讯，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常来看望送钱。老狱吏谈国华觉得胡瑛绝非寻常之辈，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便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姑娘便天天来狱中为胡瑛操持琐务。胡瑛喜结良缘也。 谭人凤、居正、孙武、詹大悲等来看胡瑛，见胡瑛果是衣冠整齐精神健旺，深觉放心。谭人凤便把将在广州举事告诉胡瑛。孙武便道： “我党在广州失败多次，为何又在广州起义？” “此事是孙中山总理指示，南洋诸同志也不甘心，狂热要再作此一举。”谭人凤说完，看了孙武一眼。 孙武对孙中山专心在广东省起义，而对长江流域的起义在经济上不给支持颇为不满：“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础，为何不在武汉举事？我代表湖北共进会发表意见，过去革命是运动士官，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后来是联合会党，又感到会党思想不纯，不能用武。现在是运动新军士兵的时候了，武昌是新军集中之处，又有工业基础，将来武器供应不用发愁，汉口商业区有无尽之饷源，水陆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发动，即可震动全国，加上湖南支援，可无后顾之忧，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可堵清军南下，东南半壁江山，传檄可定，北方各省，可从容布置，而民众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凡此种种，皆非濒海之广东可比，实应在武汉首先发动。” 谭人凤此次奉黄兴之命，携带2000元回湖北、湖南组织当地起义，与广州起义相呼应：“总部计划既定，即如此行事为好。” 孙武继续同谭人凤争论，居正默不作声，还是胡瑛道： “广州与武汉同作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 胡瑛是同盟会老会员，又同黄兴关系密切，当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谭人凤和孙武便听从了他的劝告。谭人凤拿出了600元给居正，又拿出200元给孙武，让他们用这些钱从事革命活动。 湖北省有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这两个革命组织，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 科学补习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组织，1904年7月由青年学生吕大森和青年军人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会员共计40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璧、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在长沙起义事泄，清政府发觉科学补习所与谋，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备，未遭破坏。但“科学补习所”这个名称不能再用，次年2月，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继续活动。 “日知会”的名称，来源于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日知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为评议。会员共计100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萍浏醴起义，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胡瑛、季雨霖、张难先等9人被捕。领袖们被关进监狱，使湖北革命运动一时受挫。至1908年夏，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7月26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人在武昌建立军队同盟会。 军队同盟会吸收400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公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顿。12月改组为“群治学社”。 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1909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芗等准备武装起义，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240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觉查，派施化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 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第七章 风满黄鹤楼
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 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 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 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加利亚工人阶，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 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 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 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