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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更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老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做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
在整个文艺批评领域中，李敖的牛刀小试未必很正确，但他至少是试了一下，大胆地对闺秀派“将”了一“军”，这种大胆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大胆使闺秀派的预备队在惊慌中伸手“上相”，在惊慌中提笔写下：“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闺秀派和泛道德主义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早已在瑞滨海水游泳场要留孩子大胆地教她们游泳了！这种欲脱怕光的水上嬉戏，要比唐玄宗和杨贵妃进步一百倍，不是李白那句“春风拂栏玉华浓”所可以形容的，不是泛道德主义者的笔所能“断流”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用不着思考，用不着放在照妖镜下面去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错误”“痛苦”“代价”背后所隐藏着的传统思想的余渣，以及林黛玉型的落在金盘里都不发出声音的眼泪。作为一个时代儿女，一个在青春的激流里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如果不跳出痛苦的圈子，不付出一点聪明人认为傻瓜的代价，在人生的途程上将永远夺不到锦标！永远拿不到金牌！
更可笑的是，这位年轻有前途的散文家，这位对李敖“倒了胃口”的新青年，竟在“象牙塔外”的走廊下扮演起红楼梦的“贾母”来，她要李敖看第八艺术的“浪子回家”“浪子出走”，她要李敖“后悔”“改过”。她把训导主任要学生写“悔过书”那种一个毛园一个坑的公式往李敖头上套。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李敖不是“大观园”那一群，不是“荣国府”那一伙，他是无家（孔夫子做过司寇）可归的流浪汉，没有园子可观的水手，他要解传统的缆绳，他要起思想的锚，他要勇敢的向前航行！“大观园”的人看李敖是粗鄙的、疯狂的。而李敖看闺秀派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这是必然的现象。因而，盘旋在蒋芸脑子里那点“不成熟”的具有“统治性”的“母爱”也就成了多余！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闺秀派笔下的女主角面临“亲情”与“爱情”抉择的时候，她们虽然屈服在“亲情”的压力下，但她们的基本思想却是“叛母爱”的，这种在思想上叛而行动上叛不了的情形，在《窗外》表现得非常真切和露骨（这点是李敖评《窗外》所忽略的）。这种叛母爱思想的酝酿，这种在思想上肯定的否定，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压力加诺于她们的，她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永远是对的！“哺乳之恩”和“情爱”根本不来自一条河，想把“母爱”和“情爱”回合是绝对落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澄清这种观点的时候也就是觉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服从自己思想”的时候！由于琼瑶的笔使江雁容在秋风秋雨里苟延生命，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江雁容继续在反抗，继续在努力，她们必然会冲出“母爱”的铁丝网，会跃出“孝顺”的烟幕而看到光明，会擦干眼泪步上胜利的坦途！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几度夕阳红》给李敖的《没有窗，哪有？》作了穿针引线的注脚。
“你走了，我就天天坐在窗子前面，天天时时刻刻，等你回来。”（三一七页）
这不该是巧合吧？这种王宝钏式的“等待”思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少女孩子死心塌地等她们的“留学郎”，等呀等的，等到最后还是“望穿秋（海）水不见伊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闺秀派跳不出传统的死角！
在不久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台北市议长敲木槌，议员敲桌子。”今天蒋芸站在“象牙塔外”，站在《窗外》之外，自以为握住了“神圣的木槌”，对“多言善辩”的李敖敲它几下。事实上蒋芸敲的不是木槌，而是桌子。蒋芸想在“文坛”握把柄“神圣的木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做为一个闺秀派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泛道德主义者的前卫，作为一个捍卫“亲情”的尖兵，这种敲桌子式的呐喊，不仅护不了闺秀派思想的航，不仅缝不拢目前台湾“道德裂痕”的创口，不仅扶不起脚杆子软的亲情，连“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齿轮都扣不上。充其量也不过对李敖说：“你这个坏东西，拧得人家好痛哦！”
一九六五、十、六 于碧潭
（《文星》第九十七期，五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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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张润各）
——读李敖、蒋芸二位先生大作有感
李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琼瑶女士的小说《窗外》，登在第九十三号《文星》上。蒋芸先生看了不顺眼，又在《文星》第九十六号上，把李敖先生呵斥了一顿。
对于十几年来在台湾文坛的作品，我只在一干“卫道者”的“义务宣传”之下，看过小半本郭良蕙女士所写的《心锁》。郭女士为了这本书，丢了写作协会的会籍，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骂她“下流”、“无耻”。我不信邪，偏要看看它，“败坏名声”到什么程度。于是，忍痛花了八元新币在台中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来论露骨它不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论含蓄不及陈定山先生的《五十年代》（我是在《中央日报》的连载栏里，游目所及，正好看到华子鱼和还珠灯花一熄，使已玉种蓝田的那一段。）格调低下，文字粗俗，以言文艺，少说点，起码还差孙猴子一个筋斗云那样远的距离。我看未及半（另外一大半实在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它填了字纸篓），似乎已能意会那郭女士写这书的心里，即一方面她想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她的“大牌”来写这样一本书，未必能刺激读者的胃口，造成畅销，狠狠地捞上一票；另一方面，她又没有力量真正冲破“礼教”的堤防，不敢离谱得太远，怕遭受传统的鞭挞而致无所容身。像这样粗制滥造，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原不值得多加理睬，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偏有一些“完人”、“圣（读如剩）人”，和贤（读如保）人硬要去揭发它，贬斥它，以致像我这样本来不想看的人，也正在好奇心的冲动，给抓了一次大头，真是冤哉！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我没有看过《窗外》，不敢说李敖先生批评的对或不对。但李敖先生大文中若干新的观念，我愿意表示附条件的赞成。
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不知在我国社会上演了几百千万回，给地狱平添了几百千万的冤魂。而那些悲剧的导演者，法律没有制裁她们的条文，舆论且擎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大众为她们撑腰。做父母的，可以在害死人不赔命的特权庇护下，竟无一点忏悔的意思。
像江雁容的妈妈那种老婆子，我们再试一闭目沉思，便不难想象得出她那一副臃肿愚蠢，左手插腰，右手倒握鸡毛杆子，怒眉嗔目，口沫横飞的母夜叉嘴脸。她，行为乖谬，思想顽固，发髻上插着一面“家主婆”的杏黄旗，企图以“暴君”的姿态，威临一切。子女在她的面前，不是以独立的人格者而存在，而是以“金丝雀”的身份或经济的利益而存在。自由受不到她的尊重，就因为她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自由这类概念。子女没有发言的权利，就因为她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地位。子女的爱（异性）与被（异性）爱，都要经过她的授权与审查，而她这道铁栅栏，往往就是鬼门关。就琼瑶书中的故事来说，康南、江雁容和江雁容的丈夫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都保住了一口气。不然的话，万一康南被她“嫩”死了，江雁容被她“爱”死了，江雁容的丈夫被她“宠”死了，她的损失是什么呢？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再往深一层研究，她凭什么敢于这般专横？江雁容凭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一言以蔽之：传统！罪恶的传统！“子甚宜其妇，父母不悦出”。在非父母之命不得为婚的传统支配下，儿子是替父亲讨老婆，女儿是替母亲嫁丈夫，当事人不过行礼入仪而已。所以我说这个滥传统就是她们生杀予夺的权源，它想一方硕大无朋的化石，强硬、冷酷地压在每一个历史儿女的头上，寒光四射，鬼气森森，使你不敢怀疑，不敢抗议，不敢逾越。被压的人，只能简围以死、畏缩以求自全，看不到天日，看不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江雁容的妈妈，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包庇之下，才敢横行霸道，一手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而江雁容，与其说是撕碎她的心，做这个老婆子的孝顺女儿，毋宁说自认无力反抗传统的迫害，不得不扯起白旗，走向传统的祭坛。
虽然，我们不敢说传统一律不好，但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扎碎这一副枷锁，那我们大家的独立自主性都大成问题。老一辈的人，传统是他们的宗教，中毒已深。而他们许多既得利益，也须借重传统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他们重新检讨传统带给民族的不幸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存在奢望。所幸他们去日无多，就让他们去殉葬吧！只要我们较为年轻的一代，能保持澄明的神志和独立特行的风格，不受他们的感染，则传统是不难被摧陷，被修正的。话说回来，江雁容的妈妈，既然充当了传统的刽子手，活生生地腰斩了三个人的幸福，像这样罪大恶极的愚行，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然而，蒋芸先生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