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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学生和年青人的臆底，琼瑶的笔，正如青春的彩像，勾出了黛绿年华的诗篇；也是属于这个年代的讴歌，使人能感受到翡翠色的生命乐章。
琼瑶本人，真的如这些肉麻麻的绮词丽句所说，写出了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了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
我的答案是：如果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只是代言人，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的文纲，使他们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呢？
当然想象不到！琼瑶自己，只是“童子操刀”而已。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是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梦游的记录，努力写成一部部的“春晨的露珠”。然后再由这些露珠，甘露普被般的洒到小百姓的头上，从女学生到男老师，从女学生的妈妈到欧八桑，使他们每个都会跟着琼瑶做《烟雨朦朦》般的《六个梦》，梦里有《幸运草》，有《菟丝花》，有《几度夕阳红》。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窗户外面的真正男子汉，和那朝男子汉光屁股的洒脱绝世满不在乎的女人。
琼瑶在最初写《窗外》的时候，一共费了六年的时间。六年间时写时停，很是辛苦。她曾经写过七万字，又把这七万字撕掉重来，可以看出她写得多么卖力。《窗外》一书印出来以后，忽然使她“暴得大名”，使她感到原来这个调调儿的小说竟可受这么大的欢迎，因此她欣然再弹此调，这就难免有“媚世”之议了。试看琼瑶《徽信新闻报》记者说的话，便可明白：
“到目前，我的小说还没有脱离生活，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比如说《窗外》能引起青年朋友的注意，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对女学生的生活写得比较没有离谱太远。”
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作法。据我所知，一个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投群众之所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该抨击群众，向他们棒喝，给他们指点，我们有时候要不相信什么“是非自有公论”等屁话，我们要自信，“公论”是老子们创造出来的。老子们引导群众，影响他们使他们追随我们去“人同此论”，去追求至善，这才是拿笔杆的人应有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他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等鬼话，因为这本是史太林的鬼话。人民许多时候是愚蠢的、软弱的、盲目的，我们拿笔杆的人，对民众不能牺牲我们的信仰，降格取媚，相反的，我们反到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用这种尺度来测量今日的台湾文坛，我们不难看出到处都是向群众取媚的作品，这真是我们的大悲哀。琼瑶在这些人里面，是“取媚”得最成功的一位，所谓“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这是十足的取媚的嘴脸，是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怪论。
我们要问：今日“青年人的生活”像是个青年人的生活吗？今日“青年人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糟糕感情？今日“青年人的幻想”又何等可笑呢？在这些现状之下，大家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大不了是相对唏嘘同声咨嗟而已。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样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扒扒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之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私人小世界里的软弱，不但作品本身软弱，她还拐带着人们跟它一起软弱。恰像那英国诗人布雷克所写的：
“每张我碰到的脸上都有一个痕迹。软弱的痕迹，苦恼的痕迹。”（A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marks of weakness；marks of woe。）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冈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冈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汹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越来越光明了！
附记
这篇文字的范围，不限于书评，所以也不从严格的书评方式来写。《窗外》这本书在文字技术、文体运用、引证错误和情节矛盾等方面都有许多可指教的地方，我都不写了。
（《文星》第九十三期，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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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闺秀派呐喊了（刘金田）
——《象牙塔外是什么》读后
从李敖批评了《窗外》以后，文坛的闺秀派不嘻嘻了，不露酒窝了！因为李敖抓到了“痒处”，搔到了“不应该搔”的地方。于是有人说：“李敖好坏哟！”《象牙塔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人有些地方很可爱；但女人有的时候会装“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可怜相。她们需要“同情”，需要“谅解”，甚至于需要“抚慰”。可是李敖却偏偏不这样，当李敖探索《窗外》时，是粗里粗气的，毛手毛脚的。他说：“琼瑶除了有着一双——我只摸到——皮肤很好的手外……”这种唐伯虎点秋香“不懂”“三笑”的段法，是那些在“面子”上不愿“玉指迎春风”的闺秀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闺秀派之一的蒋姜在《文星》呐喊了：
我没有办法不说它是使人失望的，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失望”下面的“因为”，明眼人不难看出因为什么的。）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忍耐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
这不是很明显的她们要“真诚”“同情”与“谅解”吗？这种可怜兮兮又带点“雌威”的娘娘腔；这种“不得不说”被挤出来的呐喊，真有些煽动性的“虽爱犹怜”。
显然的，今天的闺秀派已在文坛竖起她们的“芽芽爱情”，种下了她们的“花花草草”，歌着她们的“秋月夕阳”，在象牙塔里欢饮别人送给她们的“才情出类”的葡萄酒。在这里，我要请几位闺秀派的代表出台亮亮相：
首席代表：琼瑶。
代表：蒋芸、喻丽清、季季。
我把季季请出来感到非常抱歉，我记得我曾花六块钱的车费专程到《微信新闻报》社去花三块六毛钱买她的《来自荒冢的脚步》。我所以颁给她“季军”的代表，是因为她的行动是反“闺秀”的，而她的作品却在闺秀派的路上兜圈子，就想手里抓着“四五条”、来了张“七条”，打了没有五六七的“姐妹花”，不打怕“合不倒”的犹豫心理。
至于蒋芸和喻丽清呢？被“巍巍中华”“堂堂大国”的中华民国文坛捧为最有前途的散文家。然而，她们的作品给了群众些什么呢？除了给贾宝玉型的男人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葬花辞”以外；给林黛玉型的女人绣了几个“绣荷包”以外！在战争边缘的台湾，实在挤不出“头一胎”又浓又醇的奶水，连又清又淡喂“满仔”的奶水都挤不出来。
令人迷惑的是：那些高喊“战斗”口号的人，那些搞“反共”艺术的制片家，却一股脑儿的把闺秀派的作品拍成电影。这种电影，除了给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老头儿带来一点“返老还童”的“幻觉”以外，给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制造一些“芽芽爱情”以外，对我们这个需要改革、需要战斗、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