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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有一百种，有的人可以过得很舒服，有的人则过得很苦，要看你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去过。当然监狱的环境也很重要，例如你单独住在一个牢房里是一种过法，两个人住在一起则是另一种过法，如果一间牢房有十几个人则又是另一种过法，你要求安静都不可得。
我坐牢的时候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都是独住一个牢房，这次坐牢也是一个人独住。一个人独住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寂寞。在囚犯的眼中，让我一个人独住是“虐待”我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优待”我。一般的囚犯都怕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且痛苦的。在寂寞中情绪能够不变坏并且还要有工作成绩，这就不简单了。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虽然没有“劳其筋骨”）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坐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我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我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人。因此，坐牢时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在狱中思考上下古今
问：在漫长而平静的坐牢时间中，你在思考些什么？
答：可以说上下古今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个谚语我都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如果我现在要写文章的话，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应用得上，因为我已经有了思考的结论。
在第一次坐牢的后期，我可以看书及读报，于是我恢复了以前搜集资料及把资料分类的工作。我在狱中的工作量 丝毫不比以前少，有时甚至更重。
不相信“为读书而读书”
问：从你的文章中可以觉得你不认为“为读书而读书”是对的。
答：南宋偏安时，有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叫陈同甫，不但批评当时的政治，并且指摘当时的所谓读书人说：“今世之儒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沙特曾说：“小孩子都快饿死了，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认为做学问很重要，学问高于一切，这是一种病态。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经世治用。
看书是我写文章、表达思想的准备工作，我绝对不相信什么“为读书而读书”的。尤其是读古书，除非你能读得很活，能够驾御它们，否则的话，充其量只是个老学究，什么都没有。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
问：你为什么瞧不起当今台湾的知识分子？
答：我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
好比说，现在大家大谈改良狱政，知识分子真正要做的，就像我李敖一样对监狱加以深入的探讨及了解，然后才谈得上要如何改革。
岛上有的知识分子拿谏净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种比拟是不伦的。谏净与言论自由是两码子事，甚至谏译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净就不一样。谏净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的劝你。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处理事情时总是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
学习李敖
问：那么你认为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应该怎么做？
答：很简单，他们可以展开一个“学习李敖运动”，学习我李敖的骨气，以及我李敖的博大精深。
问：以前被你“修理”过的人，你似乎就不再肯定他们了。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他们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浑’”，如果 他们有所改变的话，我会肯定他们的。
问：你和党外的一些新生代蛮熟的，你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答：国民党当局三十三年来在教育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他们把青年人教育成小绵羊及小表哥型的，党外新生代则是属于比较不驯服的一群。
我觉得党外的新生代很不错，他们都非常用心地在摸索。以前同盟会的一批人，他们晚上九点钟以后就不革命了，逛窑子去了。今天党外新生代的生活比起他们是好多了。
当然党外新生代还需要很多的磨练，他们仍然会犯错，可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路走多了就会好些。
党外的老前辈
问：有人认为你在政治上偏向党外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答：我肯定党外是因为他们在大方向所走的是正确的，没有其 他的原因。
今天党外资格最老而仍然健在、仍然在自由状态的有两女一男许世贤、黄玉娇和我李敖，康宁样都比我晚十年。我一个人当党外的时候，我要投谁的机？对一个党外的老前辈有这种批评的人，真是数典忘祖的王八蛋。
曾干苦力谋生
问：关于你贪财的讲法，你有什么意见。
答：有人认为我现在贪财，这大概是受了大众传播媒体有意丑化我的影响。问题是什么叫贪财，贪财的定义由谁来订？如果我贪财的话，请问：为什么只要我挂个名，“国立政治大学”要送我副教授的待遇我拒绝了？为什么朋友危难时我会毫不犹疑的解囊相助？
我曾经很坦白的表示过我重视金钱的力量，因为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当我在文坛上被封杀时，我还是想法子、干苦力来谋生，我并没有偷鸡摸狗。如果说我贪财，那么请证明我金钱的来源有问题。
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
问：请你谈谈中国的文学。
答：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 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措”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学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市”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这样子的悲惨命运，使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作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问：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么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样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治好民主的毛病，是更民主一点问：能不能谈谈你对民主的见解？答：民主这条路绝对是正确的，虽然在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的流弊。但是我坚信前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前纽约州长史密斯的一句话“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我认为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磨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应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仪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方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民主纯粹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所谓的民主思想其实都只是民本思想，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历来中国的传统都只是把人民当作羊，人君为政者。民主思想在中国历代是绝对无法找到的。三十多年来，台湾提供了中国人学习民主的一个大好机会和环境，可是却被国民党耽误掉了……
做出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