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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中国派遣文化使者并非始于唐朝。隋朝时，日本即向中国派遣了
尚学生和求法僧，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都在中国留学二三
十年。唐朝时，中国法制完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更加吸引了各国人士
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向唐朝派遣不定期的外交使团，便成了日本政府的一项
基本国策。
公元630 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在随后的200 多年间共派遣19 次。
公元894 年，正式决定停派。19 次中有4 次或任命而未成行，或中途至百济
而返，实际到达中国者共15 次。15 次中有两次为陪送唐使返国和一次为迎
接遣唐使返国而派来，由于其使命特殊，可视为例外，因而实际来唐的正式
遣唐使可以说共有12 次。在这12 次中，除了初期有几次是出于政治外交上
的考虑（主要是围绕朝鲜问题）之外，自从公元701 年第6 次遣唐使起，时
值盛唐，日本的大化新政府成立，锐意改革，完全以学习唐的文物制度为目
的。遣唐使船队的规模日益扩大，体制完备，形成长期沿用的大规模的文化、
外交使团。每次由初期的200 多人扩大到550 人左右。使团成员中，除外交
官员、翻译、船匠、工匠、水手外，还有十几名到二十名左右的留学生、学
问僧。使团到唐后一般要朝见皇帝、进献贡物、参观文物名所及藏书情况、
学习经典、延聘去日人才等。
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中央官学读书，也有少数人延聘私人为
师，他们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唐代制度。学问僧来唐的目的主要是为求佛法
而来。入唐后主要活动是朝拜圣迹，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
抄写或购买经卷、佛画、佛具等器，并把它们介绍到日本。他们同时也涉猎
儒家经典。来华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学成期满后一般都要回国效力。比如吉备
真备，他在唐学习17 年，钻研了儒家五经、三史、律令、天文、历学、兵事、
建筑等各种实用之学，回国后在太学教书，并且给孝廉天皇讲授礼记、汉书，
官至右大臣。但也有一些因仰慕唐文化而终身仕唐的，如阿倍仲麻吕。
除了长期在唐的留学生、留僧外，到了中后期又有“请益生”、“请益
僧”。他们大多是在某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的人，只要去唐停留一二年很短
的时间，便可专就某些疑难问题索取解答。比如最澄、空海、圆仁等。
与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
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8 世纪中叶，年
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险到
了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创立律宗佛教，还把建筑、雕刻、美
术、书法和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带到日本，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文化。
通过长达200 多年人员往来，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大量吸收 唐朝文化，大
化革新就是全面模仿唐制的一次改革；教育制度乃至教育内容也完全是模仿
唐朝的，在科技、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也普遍受到唐朝的影响，甚至是对唐
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全面的学习与移植。可以说，
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
（4）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世纪，佛教既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纽带。
这种交流是通过佛师的相互往来实现的。
佛教是在汉代时传入中国的。南北朝时得到迅速的发展。隋唐以后，各
种译经和取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史料记载，隋代，由印度及住在今天新疆
一带的“小国”的僧侣到中国译经的有7 人。其中阇那崛多（Jnanagupta）
最为著名。他于公元559 年经新疆抵长安。周明帝延入后园，共论佛法。崛
多共译经37 部，176 卷，理教圆通。以后每有传译，皆以崛多为主。隋开皇
二十年（公元600 年）死在长安。唐时，从印度及西域来的译经师，可考者
有29 人，其中印度达20 人。他们把大量的佛教经典介绍到中国。
比译经更有意义、影响也更大的是取经活动。汉末以来一直不断有中国
僧徒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到“西天”（印度）取经。唐人匠玄奘、义净、宋代
的继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玄奘（公元60O—664 年），俗姓陈，名祎，河南人，13 岁随兄出家，
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8 月冒死西出玉门关赴印度取经，到印度后遍访各
地名师。曾求学于印度最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后成为该寺首席教授。
贞观19 年回到长安。奉太宗之命于弘福寺译经，并创立法相宗。他从印度携
回佛教经论657 部：
大乘经 224 部
大乘论 192 部
上座部经律论 14 部
大众部经律论 15 部
三弥底部经律论 15 部
弥沙塞部经律论 22 部
迦叶臂耶部经律论 17 部
法密部经律论 42 部
说一切有部经律论 67 部
因明论 36 部
声论 13 部
玄奘除了译经以外，对史地学的贡献也很大。他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成了
研究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
义净（公元635—713 年），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人。因仰慕法显和玄
奘的高风，志游印度。公元671 年，他离开广州从海路往印度，沿途遍历佛
教圣迹，在印度那烂陀寺研究佛学10 年，兼习印度医术。公元695 年，返回
洛阳。共得梵本经论近400 部，金刚座佛像一座，舍利300 粒。回国后组织
译经，共译佛典56 部，230 卷。
北宋时有政府官费派遣沙门赴印留学，规模最大，但成绩最差。此次大
规模赴印留学由继业带领。据范成大《吴船录》记载：“继业三藏，姓王氏，
耀州人，隶东京天寺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
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
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理大略可考。”
佛教的东传和佛典的大批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影响。在语言文字方面，
很多梵语词汇被吸收到汉语之中，有些是古代梵文的译音，如佛、菩萨、罗
汉、刹那、塔、禅等；有些是意译，如世界、戒律、意识解脱、施主、报应
等；还有些是从古代印度哲学著作中吸收进来的，如一尘不染、轮回、因果
报应、有缘无缘等。现在这些词汇都已成为极普通的汉语。在雕塑艺术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北方各地陆续发展起了石窟艺术。
中国固有的碑碣制度同佛教内容相结合，发展起了盛极一时的造像碑和石刻
经幢等艺术形式。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民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以说
唱、或以说带唱的文学艺术体裁。唐时称其为“俗讲”，宋时称其为“话本”，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一些颇具艺术价值的话本小说和戏曲。此外，印度
的医学、天文历算等传入中国。《隋书·经籍志》中所载的许多医学、天文
典籍都与印度有关。同时，中国的丝、茶、白糖、花生、药材等物品也传入
印度，甚至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加入了新的成分，又倒流回印度。《佛祖历
代通载》卷13 记载：“永嘉玄觉禅师著《证道歌》一篇，“梵僧传归天竺，
彼皆钦仰，目为东土大乘经。”可见，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5）逻私战役与中国造纸术西传
公元751 年7 月，刚刚建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和
唐朝的安西镇节度使高仙芝在■罗和（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一带展开
激战，高仙芝大败。关于此次战役的原因与经过，《旧唐书》卷109 写道：
“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
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同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
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
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
高仙芝战败，大批汉兵被俘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当时
参加过战斗被俘后又放归回国的杜环著《经行记》，曾记载当时所俘中国士
兵情况。另据阿拉伯文献记载，被俘者之中有造纸工匠，他们把中国的造纸
术传到了西方。公元9 世纪上半期，有一位阿拉伯作家塔米姆·本·巴赫尔
留下了一篇回鹘行记，其中记述了公元821 年前后的情况。行记引述了一位
阿拉伯作家的话说：“穆斯林卤获甚丰，掳来的一些人的孩子们就是现在在
撒马尔罕制造上好纸张、各种武器、各种工具的人”。据英籍伊朗学家米诺
尔斯基考证，所谓“掳来的一些人的孩子们”就是公元751 年与大食交战的
唐军俘虏们的子弟。又1030 年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公元973—1049 年）在《印
度志》中有类似说法，“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
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迅速取代原来阿拉伯世界使用的羊皮纸。除了撒
马尔罕以外，在蒂哈玛、大马士革等地设立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公元795 年
以后，阿拉伯世界不仅有了大量纸坊，而且还有了以抄书为业的书坊。公元
10 世纪后，摩洛哥的首府非斯成了造纸业的中心，造纸术由此传入西班牙，
并进而传遍欧洲各国。法国在1189 年，意大利在1276 年分别掌握了造纸术。
纸的应用，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2。东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较
世界文化的类型，大体可归纳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以中华
文化为主，其次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兼及伊斯兰
文化。在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当中国、
印度、阿拉伯、拜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