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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是富有的，他们可以提供雇佣兵，有许多城市还有重要的港口。但
是如果他们在内战中参加了错误的一方，他们就有完全被征服的危险了。大体上说，塞
琉西王朝以及其他逐渐兴起的王朝对待他们都相当宽大，但是也有例外。新城市虽然也
有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却并没有象旧城市那样的传统。他们公民的来源不一，希腊
各个部分的人都有。他们大体上都是些冒险家，很象是conquistadores（西班牙的美洲
征服者）或者是南非洲约翰尼斯堡的移民，而不象早期的希腊殖民者或者新英格兰的开
拓者那样是虔诚的香客。因此亚历山大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够形成坚固的政治单位。从王
朝政府的立场来说这是有利的，但是从传播希腊化来说这却是一个弱点。
非希腊的宗教与迷信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大体上是（但不完全是）坏的。但情
形本可以并不如此。犹太人、波斯人、佛教徒，他们的宗教都肯定地要优越于希腊流俗
的多神教，并且即使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去学习这些也会是受益非浅的。然而不幸，在希
腊人的想象力上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巴比伦人或迦勒底人。首先是他们荒唐无稽的
古代史，僧侣们的记录竟上溯至几千年之久，并且宣称还可以再上溯几千年。其中也有
一些真正的智慧：远在希腊人能够预言月蚀的很久以前，巴比伦人就已能多少预言月蚀
了。但是这些仅仅是使希腊人易于接受他们的原因；而希腊人实际所接受的却主要地是
占星学与巫术。吉尔伯特·穆莱教授说：“占星学降临于希腊化的思想，就象是一种新
的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的岛上的居民一样。根据狄奥多罗斯的描述，欧济曼底亚斯的陵
墓里是画满了占星学的符号的，在康马根所发现的安提阿古一世的陵墓也具有同样的特
点。君主们相信星辰在注视着他们，那是很自然的。可是人人却都在准备接受这种病菌”。
①占星学最初是一个名叫贝鲁索的迦勒底人在亚历山大的时代教给希腊人的，贝鲁索在
科斯教过占星学，并且据塞涅卡说，他“传授的是贝尔神”。穆莱教授说，“这一定是
说，他把公元前三千纪为萨尔恭一世所写的、后来在亚述奔尼拔（公元前686…626年）图
书馆中所发现写在七十块版上的一篇&lsquo；贝尔之眼&rsquo；的文字翻译成了希腊文。”
（同书，第176页）。
我们将会看到，甚至于大多数最优秀的哲学家也都信仰起占星学来了。既然占星学
认为未来是可以预言的，所以它就包含着对于必然或命运的信仰，而这就可以用来反对
当时流行的对幸运的信仰。但无疑地，大多数人却是同时两者都信仰的，而且从来也没
有察觉到两者的不一致。
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道德的败坏更甚于智识的衰退。延绵了许多世代的动荡不宁，
尽管能够容许极少数的人有着极高度的圣洁，但它确乎是敌视体面的公民们的平凡的日
常德行的。当你的一切储蓄明天就会一干二净的时候，勤勉就似乎是无用的了；当你对
别人诚实而别人却必然要欺骗你的时候，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
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当唯唯诺诺混日子才可以
苟全性命与财产的时候，就没有要拥护真理的理由了。一个人的德行若是除了纯粹的现
世计较而外便没有别的根源；那末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会变成一
个冒险家，如果他没有勇气的话，他就会只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怯懦的混世虫。属于这
个时代的米南德说：
我知道有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却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为无赖。
这就总结了公元前三世纪的道德特点，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是例外。甚至于就在这些
极少数的人里面，恐惧也代替了希望；生命的目的与其说是成就某种积极的善，还不如
说是逃避不幸。“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
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
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①
①这并非历史事实
②也许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事实，因为怀有这种信仰的人们的儿子已经在伊顿公学
受教育了。
①比万，《塞琉古王朝》卷二，第45…46页。
①《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第177…178页。
①引自比万（Pevan）的《塞琉古王朝》卷一，第298页注。
②是国王塞琉古，而非天文学家塞琉古。
③《编年史》，卷六，第四十二章。
④参阅《剑桥古代史》，卷七，第194…195页。
第二十六章 犬儒学派与怀疑派
知识优异的人们与他们当时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是非常之不同的。在某些
幸运的时代里，他们大体上能与他们的环境调和，——毫无疑问他们要提出他们自己认
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来，但是他们深信他们的提议是会被人欢迎的；而且即使是世界始
终不曾改革的话，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喜欢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在另一些时代里，他
们是革命的，认为需要号召激烈的变革，但希望这些变革（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忠告的结
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又在另一些时代里，则他们对世界是绝望的，他们觉得
尽管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必需的，但却绝没有可以实现的希望。这种心情很容易陷于一
种更深沉的绝望，把地上的生活认为本质上都是坏的，而对好的事物则只能寄希望于来
生或者是某种神秘的转变上。
在某些时代，所有这几种态度可以在同时为不同的人所采取。例如，让我们看一下
早期的十九世纪。欧德是快活的，边沁是个改革者，雪莱是个革命者，而李奥巴第则是
个悲观主义者。但在大多数的时期里，伟大的作家们中间却有着一种流行的格调。在英
国，他们在伊丽莎白时代和十八世纪是快活的；在法国，他们约当1750年左右变成了革
命的；在德国，自从1813年以后他们是民族主义的。
在教会统治时期，也就是说从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人们在理论上所相信的与在
实际上所感觉的之间，是有着一种冲突的。在理论上世界是一个流泪泉，是在受苦受难
之中对于来世的一种准备，但是在实际上则作家们（他们几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对于
教会的权势感到高兴；他们有机会从事于许多他们认为是有用的那种活动。因此他们具
有着统治阶级的心理，而不是那种觉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人们的心理。
这就是贯穿着整个中世纪的那种奇怪的二元论的一部分，这种二元论是由于下列事实造
成的，即教会虽然是基于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基督教出世
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颓相联系着的。希腊的哲学家
们，下迄亚里士多德为止，尽管他们可以埋怨这埋怨那；但在大体上对于宇宙并不绝望，
也不觉得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无能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是属于失败了的政党，但如果是
这样，他们的失败也只是由于冲突中的机缘所致，而不是由于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
免的无能为力。甚至连那些象毕达哥拉斯或者在某种心情之下的柏拉图那样地鄙弃现象
世界而力求逃避于神秘主义的人，也都有着要把统治阶级转化成为圣贤的具体计划。但
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
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
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
人怎样才能够幸福？当然这种变化仅仅是程度上的变化；这样的问题在以前也曾被人提
出来过，并且后期的斯多葛派有一个时期也是关怀政治的，——但关怀的是罗马的政治
而非希腊的政治。然而这个变化却仍然是一场真实的变化。除了罗马时期斯多葛主义在
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认真思想、认真感受的人们的观点都日益变得主观的和个人
主义的了；直到最后，基督教终于带来了一套个人得救的福音，这就鼓舞了传教的热诚
并创造了基督教教会。在这以前，始终没有过一种制度是可以让哲学家们全心全意地安
身立命的，因而他们对权势的合法的爱好心就没有适当的出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希
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作为人而论，就要比那些生活于城邦仍然能够鼓舞其忠诚的时代的
人们，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他们仍然思想，因为他们不能不思想；但是他们几乎并不希
望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世界里会产生什么效果。
有四派哲学大约都是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建立起来的。最有名的两派，即斯多葛派和
伊壁鸠鲁派，是我们后两章的主题；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犬儒派和怀疑派。
这两个学派中的前一派出自（通过它的创始人狄奥根尼）安提斯泰尼；他是苏格拉
底的弟子，约长于柏拉图二十岁。安提斯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