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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的色彩；胎儿在受孕的当时，父母的心态，行为与健康情况，又在白纸上添上了一些固定色彩，胎儿在母腹中，母亲的营养，思想，行为都对胎儿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又在白纸上加添了色彩（科学证明：从受孕到出生，父母若有不可告人的罪恶隐私，不但影响胎儿的心理状态，抑且影响到胎儿的长相和基本健康以及其性格）；到了出生，小儿的人格、性格的一半都已初步决定了；以后就是后天的习染和教育，就到了孟母择邻的时期，这段时期在白纸上加添的色彩，更为重要。俗语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以后活到老，学到老，恐怕那张白纸也差不多都填满了，也凭着这张纸来随时决定他的终结归属。若有像除三害的周处那样的青年人，从杀人害人的极恶，因为听了时吉老人一番劝告，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极善，并且建功立业，成为国家的封疆大臣，那是非常突出的少数，如果仔细分析，周处的背景原本是不坏的，所以才有那样悔悟转变的可能。根据犯罪学统计资料，有犯罪倾向的人，包括反社会规范，政治、社会、经济等犯罪，用情爱、宗教或教育等感化，效果都不大。有效果也多是暂时性的改进，姑息则后果更糟。一旦环境中遇到有触发的条件，他们依然再犯。虽然他们自己在理智上也极不愿意犯罪，但是犯罪的冲动却不由自主，无法自制，损害已经铸成，事后后悔又来不及了。严厉的刑罚与感化并用，几乎可能比较有实际的效果。
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思想，思想就是他的观点，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观点完全被他对人、事、物的认识、感觉、经验所左右、所限定，而他的认识，感觉和经验有一半在出生前就早已被限定了。因此，人人万殊，因素交错绵长太复杂了。管子曾主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希望用一百年的时间来改造一个人，其实，谈何容易？如果要刨根的话，恐怕五百年还嫌短了些。不过根据进化原理，普遍地说，相信后人总比前人贤。
人除了上面谈到的“万殊”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就是自私。因为人都有一个具体的身体，而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人的生存的本能，除非是不活着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说的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就“人人为己”的这个事实推而广之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都是绝对自私自利的，因此绝对要保护自己，不受别人侵犯。每个人都保护好了自己，就自然会没有人受到侵犯，于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在中国最先主张个人主义的是杨朱，他的理论大半附在列子书里。不过在个人主义的思想里，有着一个假设，就是人人能够有充分的智力与实力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假设。如果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既不保护自己，也不保护别人，于是就必然大乱。一乱了套，就导致天下大乱。同时，实行个人主义，必须给予个人充分自由，自由到可以充分使用自己的智力与实力。人有了个人的充分自由，就必然为所欲为。一面是纵欲的结果，人必定早死，多病，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大家都不得幸福。另一面为所欲为，就必定侵犯到别人（虽然有人变相主张自由以不损害他人之自由为原则。如此则还原为没有自由。），那被侵犯的人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就必定发生冲突，斗争。从为个人的利益而斗争，扩展到一群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斗争，范围越裹越大，就变成了战争，世界大战，最后是整个人类毁灭。
自私是与生俱来的、自动嵌入的、自动毁灭机制。好像氧气，是人生一时都不可或缺的生存要素。但是，它在向人提供生存的同时，也对人体进行氧化作用，从而造成衰退老化及其他严重疾病，使人迅速死亡。人生于氧，也死于氧，是个自动嵌入的死亡机制。明白了这一点，人就要时时注意服食“抗氧化”的食物和中药，这是人类反制氧化的智慧！
从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来说，与个人主义相对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是以墨翟为代表。根据孟子的抱怨：天下不是归于墨，就是归于杨。总的来说，整个中国被这两大派思想所盘踞。墨子的学说：（一）兼爱。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人的自私自利，要利己就必定损人。从父子、兄弟，到君臣和国与国之间都因利己而互损。他说：“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同时，爱事实上已经包括在爱人之中了，利人就等于利己。要利人，然后才能保证利己。他从兼爱推广到平等互惠。这是墨子学说的核心之核心。（二）非攻。非攻是兼爱思想的一种具体化。他认为：国攻打国，就是强凌弱，众暴寡，而那些兼并者，掠夺者，总是把战争扭曲成他们的正义行为。其实战争的结果，不止是被攻的一方遭受重大不幸；就是攻战胜利的一方，也要遭受劳民伤财、众叛亲离的惩罚。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为了扶助弱小人民的革命之战。只有真正正义的诛伐犯罪之战，才是合理的。（三）尚贤。主张彻底打倒阶级制度，强调农民、工人参政的重要性。“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四）尚同。要统一天下是非的标准，天下层层政长，都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他们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由代表人民的政府统一天下是可以信任的。下面一层把好的意见往上面反映，叫做上同。上面有了过失，就必定要规正，叫做不下比。这种“等级中央集权制”是墨子主张的体制，他认为对天下有利而无害。（五）节用。主张国家经济必须根据固有财力，使人民各尽其力，各事所能，各得所应得的奉给，但不许奢侈：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不致（进口）远国珍怪异物。饮食只要足以充虚继气，强肱股，耳目聪就好。一定要除去“无用之费”，珠玉，鸟兽，犬马等玩好奢侈之物，一律除掉。节省民力，发展生产，增加民力。司马谈评论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论六家要旨》）。（六）非乐。墨子反对大搞文艺娱乐活动，他认为王公大人作乐绝对是奢侈和浪费，是竭民之才，夺民之利的坏东西。因为他们要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扬干戚，必要厚敛于民。那些为他们歌舞的演员都要吃得好，穿得华丽，都不去生产劳动。不但减低了国家生产力，还更浪费了民财。在上的一大堆人天天娱乐（上了瘾），就必定耽误了政事。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时候，作乐和兴利除弊简直背道而驰。如果一国上下都从事文艺娱乐活动（谁不喜欢），国家就必定贫穷，甚至灭亡。（七）非命。墨子痛斥“命运”之说，如果什么都是命定的话，王公大人国也不必治了，农工也不用生产了，就等着百姓离散，社稷倾覆吧。他强调：“义人（好领导）在上，天下必治。”（《墨子》非命中）他说：“命者，暴君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同上）。”他把人力置于天命之上，很有“人定胜天”的味道。墨子的主张的重要部分，略如上述。其他还有，就是把他自己否定了的天命又肯定了回来（《天志篇》），并且很崇信鬼神（《明鬼篇》）。不过除了“天志”和“明鬼”外（他的鬼神论是利用鬼神来对犯罪作恶者发生吓阻的力量，因为人的潜意识里有着亏欠感和罪恶感，时时都在暗中害怕和恐惧，以毒攻毒，他认为这是对症下药。），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论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于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作出了为人民、正义而武装斗争的榜样。有学者说：墨家思想渊源于老子，这是很正确的。可惜他的逻辑运用是“三段论法”的平面逻辑，而不是辩证法。奇怪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扬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而现今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看来这个势头还方兴未艾。这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大家的觉悟性的问题，还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
庄子在《盗跖篇》说了一个寓言故事，把孔子和盗跖的对话，写成了两类人生观的错综交织的箴言。故事说：孔子的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这个盗跖仪表出众，能力超群，却不遵王法，率领部下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杀了不少人，常吃人的心肝，人人都怕他。有一天，孔子遇到柳下季，对他说：“你有管教兄弟的义务而不管教，你要是不管教他，任凭他害人，我就要替你去管教他了。”柳下季说：“父兄管教是一回事，他听不听又是一回事，盗跖这个人可不是好对付的，他很有自己的一套，你还是免了吧。”孔子不听，命颜回驾车，子贡在右，去见盗跖。到了地方，叫随从进去通报。盗跖发怒说：“莫非就是鲁国的那个巧诈虚伪的大骗子孔丘吗？不见不见。你替我告诉他：‘你巧作语言，妄造文字，假托效法文、武，头戴着浮华的帽子，腰围着大牛皮带子，口吐繁琐的文辞，谬误的理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到处夸耀口舌，搬弄是非，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天下的学士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和本来面貌，假托忠贞孝悌之名，而想得到侥幸的虚荣，追求短暂的封侯富贵，你的罪孽深重极了，赶快走掉，不然我就把你的心肝当午餐了。’”孔子听说，就再叫随从进去说是柳下季的朋友，请求赐见。盗跖答应了。孔子就躬着身子，避开席位，对盗跖一再下拜。盗跖说话的声音洪亮如老虎，对下拜的孔子说：“起来，说得可以，我让你活命，如若不然，立即处死。”孔子说：“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