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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剑下天山》之作。《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於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委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於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8231；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他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著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于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於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於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著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英雄传》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言而喻。在这部罕见的钜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於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於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