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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认识日本,而是通过日本来认识世界,理解人类自身,这是重要的。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之外的国度的打量。以日本为中介,确立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于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鲁迅兄弟看到了中国的思路,又由于日本改革中的负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坚定了其人道主义的信心。鲁迅认为,对中国乃至亚洲而言,重要的在于“立人”,是人的个性的解放。没有“立人”与个性解放,要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驱们,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问题。虽然,两人都没有找到疗效的根本,但至少从文化的互证上,都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注 释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六卷,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4] 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诗》,转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卷,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10]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11]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户通信·按语》。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
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
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圣的精神所引导着,他们为了鲁迅的成亲,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鲁迅看到,这些日子母亲是最快乐的,她看见儿子回来后,一切都踏实了。母亲的心情鲁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为了母亲,只能接受这一礼物,好好地供养吧。
鲁迅的这种感情,对方是难以理解的,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个缠脚的旧式女人,像成千上万个普通的妇女一样,她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是顺从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半点的怀疑。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与躯体。朱安当时有着一种幸福感,她比别的同龄人要感到一丝自豪,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且,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已与周家联在了一起,周家毕竟是一户非同一般的家庭,这里也许会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乐。
然而朱安的梦不久就破灭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与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鲁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体味到一种不快的感觉。
绍兴的家从此又冷落起来。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一天一天地打发着光景。鲁迅也从日本来过信,但这些短小的信笺,对她来说完全等于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异的,就像过路的客人一样。
直到4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生活,朱安依然对鲁迅有一种陌生感。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尽管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伤害她的。旧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习惯了,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难忍的痛苦,但对命运似乎是认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即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成功,于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去了。从此,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他对朱安的生活方式、为人虽提不出更多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种刺激。但谴责她么?她没有丝毫的罪过。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鲁迅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存、没有爱的世界里。他甘愿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让生命在无声的苦寂中耗尽。
鲁迅很少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这种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许寿裳谈过心里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朱安的不满。
当1919年鲁迅把母亲与朱安从故乡接到北京后,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个佣人,每天仅仅履行着照顾鲁迅起居的义务。
关于这些,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向我们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