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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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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认识,也异常的准确。但他对文化上的怨恨主义,却抱有一种警觉,不愿意以暴力的话语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国与俄国文化的时候,他叹道:“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这里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症结,又表明了他的一种价值择取态度。否认怨恨,就精神基调上来讲,是现代人文精神可贵的东西,周作人可以说很早就领略了其中的要义。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压迫,难道不反抗么?这是一个矛盾,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一点,逃避仇视与苦难,其实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难。我想,至少在一点上,鲁迅高于弟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绝对的超然,岂不是儿童的幻想?鲁迅时时提醒人们,不忘身边的恶势力,且一直注意译介抗恶的文学,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译过一些抗恶的作品,但他更多还是注意纯粹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愉悦。我觉得,这种愉悦感,在未来自由发达的世界里,或许会更受人喜爱,周作人超前的价值态度,实际上在当代已引起了人们不少的兴趣。但是,当置身于几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泽里时,我觉得可以唤起我的内觉与希望的,却是鲁迅。鲁夫子太残酷了,他不仅把中国人的苦难展现给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绝望的诸多灵魂也展示给你。他没有告诉你明天是什么,爱是什么,却把对付苦难的方式传染给了你。周作人则轻松得多了,那种和风细雨的吟唱,或许永远属于士大夫阶层与读书人阶层。在这一阶层里,他为人提供的,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他不属于农民,工人,不属于下层的劳动者。而鲁迅,却偏偏站在了人间一切受难者的一边,他的博大的胸怀所散出的热力,对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
  或许,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对周氏兄弟接受外来文明的态度,以及自塑人格时的价值标准,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吧?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虽然都意识到了一个目标,但怎样到达这一目标,却殊多不同考虑。整整一百年了,知识分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像周氏兄弟这样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们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长与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总觉得,在大量引进域外文明中,最能显示两人境界和态度的,是对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译文,大多是靠日文转译的,而介绍日本文化,在两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鲁迅的藏书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语种要多些,而所译的日文著作,也较可观。周作人有译著30多种,日本文学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见日本文化在兄弟俩那里,确是精神视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鲁迅曾介绍过或接触过小泉八云、夏目漱石、森欧外、德富苏峰、野口米次郎、长谷川如是闲、厨川白村、片上伸、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鹤见祐辅、内山完造、青木正儿、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盐谷温、龟井胜一郎、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周作人接触得更多,除了鲁迅关注过的一些作家他喜爱外,还接触过江马修、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铃木三重吉、长与善郎、志贺直哉、千家元■、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并将他们的佳作译出。他先后翻译过《古事记》、《狂言十番》、《平家物语》、《枕草子》、《如梦记》等一大批日本作品,兴趣之广,之大,都是少见的。周作人比鲁迅更爱谈日本的文化,仅专谈日本人个性的文章,就有几十篇。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是什么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觉时而相近,时而弥远。鲁迅几乎没有一篇专谈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观,大多散见于书信、言谈和某些文章的夹缝中。最典型的,是介绍日本文化的译后记,但也一闪而过,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则写过《日本与中国》、《谈日本文化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日本的诗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诸文。连日本人也承认,周作人是深知这个民族的个性的。他不是从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这个岛国文化,而是从其风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体味其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日本给鲁迅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同时又对其偏狭的东方主义,有着拒绝的态度。周作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坦率讲,好感还是多于其他,他觉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创作精神,为中国所少有,很值得借鉴。他选择了日本女人为妻子,也是对该民族真诚的一面喜爱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与哥哥有怎样的差别,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是有共识的:以日本为参照,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化的途径。这是一种文化的互证,不论对日本是喜爱还是疏离,唯因它的存在,中国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确是我们的老师。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来,人情味浓,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基础。日本人善于模仿,敢于和封闭决裂,实为中国的典范。中华民族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涂饰,于是便造就着一批又一批无人情、而又丧失创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叹道:“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欢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黄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愿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13]
  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辱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藤野先生》记录藤野严九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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