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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政权的问题。 1958年，蒋介石的第二届任期又将结束，各界人士都关注着蒋介石是退隐幕后，还是修宪连任的抉择。年底，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中发表声明：“我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这一声明立即引得各界大加称赞。但是，《自由中国》却从中发现了漏洞，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否定再连任第三届总统的可能性，于是在社论中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与此同时，各方以“事实需要”为藉口，极力赞同蒋介石修宪连任。《自由中国》连续发表文章，对此大加反对。 胡适1959年的日记缺损很严重，从4月至9月，均为空白。10月份的日记是从15日开始的。这天，他这样记道： 1959年10月15日 这是今天报纸的记录：《中央日报》第一版第二条新闻似是专为我昨天的谬论作“更正”的。 （以下是剪报标题） 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 旅乌全体侨胞来电表示愿望 恳请总统领导完成复国大业 他所说的“谬论”是什么呢？《中央日报》又为何要“更正”呢？ 在对待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和支持的两大阵营。崇尚民主自由的胡适自然是站在反对一方的。10月14日，也就是在他写以上日记的前一天，他自美国返回台湾。在机场，在回答前来采访的记者关于总统三连任问题时，胡适的回答虽然非常含蓄，但也清晰。他说：听说纽约侨领不赞成参加第三任竞选运动，虽然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纽约并没有发出此种电报，而纽约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华侨中心。他的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显而易见，因而各“政府”媒体均不敢原文刊登，而只有一些民营报纸发了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的新闻干脆篡改了胡适的原话，直接说在美侨胞“拥护”蒋介石。 看到这样的“更正”，胡适也只有苦笑了。不久，他又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总统连任问题，将觅解决办法，国大可能采取三种办法”。文章中引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尽管宪法上有限制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但蒋总统之连任第三届几乎已成定局。”胡适觉得有必要面见蒋介石，做一个“诤臣”或“诤友”应该做的事。他分别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达了此意。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59年11月14日 王云五先生来谈。本月四日，在教廷新公使的酒会上，我和张岳军（即张群——引者注）先生谈，我说“我回来二十天了，还没有去见总统。我知道他很忙，又常到别处去。请你留意，如总统有工夫，我想去看他。”这是十天前的事。今天岳军遇着云五先生，他说，他知道我要向总统说些什么话。所以他颇感迟疑。“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所以他要云五先生示意，要我去和他谈，让他代我转达！ 这是岳军的好意，我当然接受。 胡适接受了张群的建议，没有亲自去和蒋介石谈，而是先将他的观点说给张群听，由张群去向蒋介石转达。 1959年11月15日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 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实际上，在20天前，他已经将他的这番“劝谏”请“行政院”秘书长黄长谷转陈蒋介石。此时，他不过是再重复一遍而已。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他知道蒋介石不是个轻易能够接受他人意见的人，何况这关乎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又岂能甘心自觉走下总统宝座。胡适也清楚，他能做的，仅仅是步步紧逼而已。 一周后，胡适得悉蒋介石的答复，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1959年11月23日 …… 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反对“总统”连任（2） 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如果换作他人，或许会认为蒋介石所说确实合情合理。然而对于胡适来说，在“让”与“不让”的问题上，他太了解蒋介石了。他不会忘记他曾经被蒋介石当做“过河卒子”而被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难堪经历。那时，蒋介石不就是因为“党的中委一致反对”而踢开胡适自己明正言顺地荣任总统的嘛。如今，蒋介石又要故技重施了。 一个月以后的12月23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在开幕典礼的演说中，又一次重申他不赞同修改宪法，他说：“我们维护宪法的有力行动，莫过于光复大陆；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也莫过于尊重宪法。”但是，他仍然回避是否三连任总统的承诺。为此，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59年12月23日 ……这个好机会，他又错过了！ 一向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心要将蒋介石引向民主征程的胡适，如今对蒋介石真的有些失望了。但是，他又不能放弃。1960年2月14日，“行政院”院长陈诚劝胡适放弃反对蒋介石连任，说支持者已占绝大多数，而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小。胡适却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2月20日，胡适又公开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为此，他拒当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 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粘贴了数份剪报，其中最醒目的是： 修宪运动方兴未艾 胡适之婉拒任主席雷震不出席开幕礼 （《公论报》） 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 （《公论报》） 我坚决反对修宪 胡适博士感慨多 （《征信新闻》） 胡适反抗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支持声浪之中，瞬间无影无踪。反之，“蒋总统”连任的呼声日渐高涨。胡适很清醒地意识到，他已无力回天。在这件事上，他其实已经完全得罪了蒋介石。他本应就此闭嘴，不再发一言。然而在2月29日“国大”主席团会上，他又差点儿惹了祸。 当时，对于无记名投票还是记名投票的问题，主席团中存在争议。蒋介石主张记名投票。或许是为了表现“民主”，他主动询问胡适的意见。胡适到底是书生，一旦有了敞开心扉的机会，他就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他不但直言赞成无记名投票，又说：“张怀老说‘无记名对人，有记名对事’这句话，全世界没有一本书上这样规定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因此很快地被世界采用。” 他的话立即招来反对声一片。有的以“政党有政党的法律，不能无记名”为由驳斥胡适，更有人挑衅地大声质问：“在此地谁威胁谁？”言下之意是指责胡适话中有话，似乎在暗示威胁的主体是蒋介石。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胡适，胡适脸色煞白，他抑制着怒火，坚持解释说：“我说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这是无记名投票的意义。” 正在这时，胡适的学生罗家伦悄悄给他传了一张纸条。趁人不备，胡适展开，只见上面写着：“不要讲了。”此时，他意识到他又多话了。从此，他不再说什么了，也不在他的日记里发泄。 3月11日，“国大”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是新添加的，其实也就是为蒋介石而专设的。于是，蒋介石“合法地”第三次连任总统，而且终身。 这天的日记，胡适什么也没有记。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像照顾子侄一样对待张爱玲（1） 反常地将张爱玲的信粘在日记里 195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入境，并且有机会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张爱玲得知这个消息后，有心离开香港，考虑往美国去。 张爱玲想去美国，看不出来原因是她向往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或是羡慕在美国出了大名的林语堂，而是她自去年从大陆来到香港，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求学与求职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完全轰毁了原本对香港的好印象，何况—— 香港虽是“自由之港”，是居于中国大陆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折冲之地，可因它与大陆存在的天然联系（距离太近）甚至依赖关系（最要命的是由大陆供应淡水），使得对中共心存恐惧或芥蒂的人在香港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张爱玲的“死穴”，所以她在港大读书，仿佛总骑在门槛上，一只脚里，一只脚外，随时要走，时时想着“走得越远越好”。 事实上，在1952年11月18日，也就是她入港大才两个月，就曾不惜退学而“走”过一回——是往日本去，时在东京的好友炎樱代她申请了入境证——只不过未能居留，三个月之后不得不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张爱玲要到美国去，除了手上一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