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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正的含义更可能是指，政府的财政政策强有力地扼杀了私人资本可以从事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广泛领域。
关于累进税制对激励和投资所具有的上述有害影响，我们只能粗略地讨论至此，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整体上对它们已经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因此，我们将在下面有限的篇幅中，集中检讨累进税制所具有的其他一些为人们不甚了解但却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有一种影响可能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特别强调，这就是累进税制频繁地对劳动分工施以的限制或阻碍。在专业工作并不是依照商业途径加以组织的领域以及在事实上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生产力的大部分支出并不计入成本的领域，累进税制的负面影响尤为凸显。举例来讲，一个期望专门从事创造性较高的活动的人，在累进税制下，或许为了能够雇佣一个人为他做一个小时的其他琐碎之事并能够偿付他的服务费，而不得不在一小时内挣得超过其须支付的服务费二十倍、甚至四十倍的收入，否则他便无力偿付这笔较低的服务费；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个人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干这些琐碎之事，进而影响他的创造性活动，并阻碍了劳动分工；这便是累进税制促成的“凡事自己动手干”的趋势所造成的最为荒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也只能简单地提及累进税制对储蓄所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影响。如果在二十五年前，那种认为储蓄太多从而应当减少的论点还具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大凡有责任心的人在今天就都不会怀疑：如果我们欲完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甚至想完成的只是其中的部分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期望人们尽可能地提供高储蓄率（a rate of saving）。一些论者就累进税制对储蓄所具有的这种负面影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社会主义者虽说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回应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偷换了论题，它已不再是说这些储蓄是不需要的，而是说它们应当由社会来供给，亦即应当从所课征的税收中支出。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旧式的社会主义（即政府占有生产资料）时，前述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7．累进税制之所以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绝大多数人把适当收入（an appropriate ine）视作是唯一合法的报酬形式，而且对社会而言也是唯一可欲的报酬形式。他们认为，收入同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并不相关，而是授予人们的某种被认为是适当社会身分的东西。这种观点极为明显地见之于下述那种常常被用来支持累进税制的论辩，即“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值每年10，000英镑的收入，而且在我们当前的贫困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每周所赚的钱不到6英镑，因此年薪值得超过2000英镑者”，亦只能是极个别非常特殊的人士。当我们明白了此一论辩所意指的乃是任何个人在一年中的努力，对于社会来讲，其价值都不能超过10000英镑（28000美元）的时候，上述论辩便即刻表现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所诉诸的也只是情绪和偏见。事实上，个人行动的价值，能够而且有时候确实应当数倍于那种价值。在一项行动所花费的时间与社会从此行动中所获致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种将高额收入看成是不必要的且对社会来讲也是不可欲的态度，实是持这些观点的人的心态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习惯于根据一固定的薪水或固定的工资来出卖其时间，从而亦就将每一时间单位的这个固定报酬视作是正常之事。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尽管此种酬报的方式在日益增多的领域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只有在人们所出卖的时间被根据另一人的指令用于他途时或其行动至少是代表或实现他人的意志时，这种酬报方式才是恰当的。然而，这种酬报方式对于另一些人士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基础上来管理并使用资源，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在于用他们自己的收益来增加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对于这些人来讲，对资源的控制构成了从事他们职业的前提条件，一如拥有某种技术或特定知识是从事各种行业工作的前提条件那般。赢利和亏损乃是这些人彼此进行资本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机制，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眼下生计的手段。那种认为现时的净收益通常是为了支付当前的消费的观点，尽管对于领薪人员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却与那些将目标定为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士的想法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讲，甚至连“收入”这个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人通过所得税而强加于他们的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从他们的预期和计划来看，收入概念只是对他们所能承担的费用所作的一种估计，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支付能力不致低于当下的水平。一个主要由“自营职业的”（self…employed）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否会像我们这样在毫不思考的情况下就将“收入”概念视作当然，是否就会像我们这样根据某段时间中累积的收入比率而对人们提供某种服务所获得的收益予以课税，对此我甚为怀疑。
有的社会除了承认其多数认为适当的收入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酬报形式，也不把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获致大量财富的现象看成是从事特定类型活动的合法报酬形式；这样一种社会能否长期维续私有企业制度（system of private enterprise），颇令人怀疑。尽管将一发展良好的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地分散给大量的小所有者并没有什么困难，尽管由那些位居于企业主和领薪雇员这两者之间的经理人员来管理和经营这类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企业的创建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且可能永远是由那些控制着相当资源的个人的事情。而且从一般的情况来看，种种新的发展亦仍须依赖于少数特别熟知特定机会并能把握这些机会的人士的支持；此外，我们也不能期望所有未来的演进都依附于久已确立的老牌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累进税制对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之另一方面的影响，它与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过的储蓄问题不尽相同。竞争制度的优点之一在于，成功的新的风险投资极可能在短期内就获得极丰厚的利润，从而开发所需的资本将由那些拥有使用这种资本的最佳机会的个人来形成。成功的创新者所获取的丰厚利润在过去意指的是，由于他展示了他拥有以新的投资方式来利用资本并获利的能力，所以他很快就会有能力以更多的资产来支持他的判断。大多数由个人投资所形成的新资本，由于它是以前人或他人的资本损失作为其成功基础的，所以应当被实事求是地视作是企业主之间资本再分配之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根据那种或多或少达致了没收程度的税率对这类利润课以税收，实质上就是以重税的方式对上述资本周转（turnover of capital）进程设置障碍，而这一资本周转过程恰恰是一个进步社会得以发展的部分驱动力。
然而在存在着赚取丰厚利润的瞬间机会的场合，以这种方式阻遏个人资本形成所会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竞争造成限制。一般来说，这种税制都有助于支持公司的发展而无益于个人储蓄之累积，特别有助于强化老牌公司的地位而无助于新兴公司的发展，从而也就会造成种种准垄断（quasi…monopolistic）的情形。由于税收在今天吞食掉了新兴公司之相当一大部分的“超额”利润（excessive profits），所以一如某位论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兴公司无力“进行资本积累；它们亦无力拓展自己的商务事业；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大企业，也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群体相匹敌。老牌商号或企业不必担忧这些新兴公司的竞争：因为它们受着课税者的庇护。这些老牌商号或企业可以耽迷于成规而泰然自得，它们可以蔑视公众的期望而变得保守。的确，所得税会阻碍这些老字号去积累新的资本，但是对它们来说更具重要意义的却是，所得税在同时也阻碍了那些充满挑战性从而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新兴公司积累任何资本。事实上，它们由于税收制度而成了特权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讲，累进税制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致使经济趋于僵化”。
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一个更具自相矛盾的且对社会侵损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尽管累进税制原本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反而致使现存的不平等现象得以长期存在下去；的确，一个推行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不平等的现象，然而累进税制却根除了自由社会所具有的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补救的最为重要的机制。自由企业制度原本具有一种自我补救或救济的机制，其特征乃是富有者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群体，而且任何人只要获得成功，就都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在时下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大不列颠，升入富有者阶层的机会却已变得越来越少，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最少的时期。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是，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资本的管理或运用，渐渐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享有着极丰厚的收入以及由此而确保的愉快舒适之设施或便利，但是他们控制和掌握大量的财产却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不需要用他们自己的财产去冒风险。这种状况究竟是否就是一种社会福音，仍有待探讨。
的确，人们越是不可能获得新的财富，现存之财富对于他们而言，也就越会表现为毫无正当理由的特权。因此，政府政策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