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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所有的人获得的保障。第一种是抵御严重物质贫困的保障，亦即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第二种保障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保障，它是经由对一人或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另一人或另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前者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有的最低限度收入的保障，而后者则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致其被认为应当享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后者与激励福利国家的第三个主要抱负紧密相关：即欲求运用政府的权力以确保一更公平或更正当的财富分配制度。这意味着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使特定的人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这就是那种旨在达致“社会正义”并“基本上变成一收入再分配者”（a redistributor of ine）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必将退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并且采用社会主义的强制性方法和基本上属于专断性的方法。
6．尽管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只能通过采用那些有损于自由的方法方可实现，但是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福利国家所有的目标却都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一旦政府的一个目标被认为合法而得到接受，那么人们也就因此而认定，甚至采用那种与自由原则相悖的手段也是合法的。颇为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达致一特定的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最有把握的和最为迅速的方法，似乎就是将所有可资运用的资源都用于现下可见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急功近利且指望一步到位的并对特定的恶弊充满着愤怒的改革家而言，不采取最为快捷的和最为直接的手段去彻底铲除这种恶弊，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当的。如果现在每个蒙受失业、健康不佳和老年救济不足的人都要一举解决其问题，那么不采用一种全盘的强制性方案，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急切地期望即刻解决这类问题而给予政府以那种排他且专断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极为短视。如果采用最为快捷的手段以解决现下可见之问题，成了人们唯一可被允许采用的方法，而且所有可资替代的其他试验方法都被排除在外而不允许加以使用，又如果眼下满足某种需求的最佳方法被视作此后一切发展的唯一出发点，那么我们确实有可能较为迅捷地达致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也极可能与此同时致使其他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胎死腹中。事实表明，常常是那些最急于充分运用现有知识和权力的人，最有可能因其所采用的方法而侵损未来的知识发展。此外，毕其功于一役和行政便利方面的考虑，也经常会促使改革者倾向于采用由其控制的单一渠道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领域，这种模式已成为福利国家的特征；就此而言，正是他们所采纳的那种单一渠道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果政府不只是想为某些个人达致一定的生活标准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力图确使每个人都达致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只有通过剥夺个人在此问题上的选择权方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福利国家便成了一个家族式国家（a household state），在这种国家中，“家长”控制着社会的大多数收入，他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需求或应当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数量和品种来分配这些财富。
在许多领域，人们可以基于经济和效率的种种考虑而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以支持国家统管某一特定的服务业；但是当国家真的统管这种服务的时候，通常导致的结果就不仅是那些被认为的裨益很快会变成泡影，而且这种服务所具有的性质亦会变得完全不同于由彼此竞争的机构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不是运用它所控制的有限资源以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而是运用它的强制性权力以确使人们得到某类专家认为他们需求的东西，又如果人们因此不再能够就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健康卫生、就业、居住、老年救济）进行抉择，而是必须接受某个被任命的权力机关根据其对他们的需求的评价而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又如果某些服务变成了国家排他性控制的领域，而且整个职业——医疗、教育或保险等——也渐渐只是作为统一行政等级的机构而存在，那么人们便会发现，真正决定人们将得到什么东西的，已不再是自由的竞争性试验，而是权力机关所做的决策。
通常导使激进急躁的改革家希望以政府垄断的方式组织这类服务的理由，也同样会使他们认为，有关责任机关应当被赋予支配个人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的目标仅在于依据某一规则向所有的人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以改善他们的机会，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根据竞争性的商业作法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竞争性商业作法去办事，那么我们就无从确使每个个人因此而获得的那些结果都能够切实地符合我们的想法。如果欲使每个个人都在某个特定方面受到政府安排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有权对人们施以差别待遇的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通过采取家长式的个殊化的解决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当公民的某些需求仅由单个官僚机器统管负责满足的时候，人们只需要采取民主手段对这个官僚机器施以控制，便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不遭侵犯，然而，我们却认为，这种观点纯属幻想。就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而言，对仅规定“应当”做什么的立法机构与享有排他性权力以实施这些命令的行政机构进行分工，实乃最具危险的制度安排。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它们认为紧迫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
有人认为，当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现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强有力的人士，例如那些只关注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动极具效率的专职行政官员；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之辞。尽管理论家们仍会大谈特谈如何用民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活动，但是所有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经验的人士都会赞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国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大臣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都已变成了一种神话，那么期望议会能够对此施以控制，就更是纯属传奇寓言了”。对人民的福利采取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使有关管理机构成为一种一意孤行且无从控制的机构；面对这样的机构，个人既是无能为力的，亦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这种机构亦将日益获得最高权力才具有的那种神秘性——亦即德国传统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这些术语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讲曾经是极为陌生的，所以后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个奇怪的词“霸权”（hegemonic ）来表达此一含义。
7．本书以下各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详尽阐释一项适合于自由社会的完整的经济政策纲领，而主要是关注那些新近提出的政策目标或抱负，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尚无定论，而且更是因为对于这样一些新的目标，我们所持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仍在那些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无从确定，所以我们极需要确立一些将有助于我们明辨它们的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福利国家的所有行动，显然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较为妥适且正当的目标与那些应当否弃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区别；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将选择一些对此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具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我们须搁置而不予讨论的乃是产生于国际关系中的全部问题——这不只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会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是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之的考虑，还要求我们对超出本书论题以外的哲学根据展开讨论。只要我们把历史给定的实体（即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s］）视作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无从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我们有权进行其他选择的话，我们又应当将政府的各项权力委托给哪些群体呢？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一定无法令人满意。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在今天还完全不存在，而且如果我们在今天将政府的任何一项新的权力委托给某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丧失法治原本在一国范围内所具有的全部优点。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就我们还须学习如何有效地限制一切政府的权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权力等级间分配权力而言，我们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眼下似乎还只可能采取一些权宜性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政策在现代的发展，使得国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它们在19世纪时更为困难和棘手。我想在这里再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在个人自由的保障尚未达致比当下更为坚固的程度的时候，贸然创建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对于文明的未来发展，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甚至会超过战争。
政府职能的集中与分散（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的问题，在重要性方面绝不亚于国际关系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与我们将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