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央行政机构比唐代的臃肿组织较为简化，看来也更有效能。它分为三个大部门：
1。经济与财政（有“三司”：盐铁、度支、户部）；
2。军队（“枢密院”）；
3。秘书处（“中书门下”），负责司法管理、人事管理（开科取士、任命、晋升等）。
地方设立府、州、县，其中一些州特别具有军事性质（称“军”）或工业性质（称“监”）。各州、军、监的皇家特派官员，负责特定任务，按其职权不同而分别监督司法、税收、经济、军事等事务。
宋朝存在彼此独立的情报、监督机构，各种权力与职能严格独立。除此之外，宋代政制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一是负责经济问题的部门大量增加，因国家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工商业之故；二是借助推动择优录用的机制，使招募、晋升官吏的制度发挥效能。
科举制度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是在宋代，后来至明清专制皇朝时期逐渐变质，变成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沉重机器。创设这一制度是为了对抗军事贵族阶级滥用权力，它于7—8世纪唐代时期形成（第一次大试可追溯到606年即隋炀帝时代）。当时应考者数量不大，或由地方当局推出（至737年时，每县或每州推一至三人），或来自京城各书院。有各种不同的会试（经典之学、律法、文字史、军事能力包括射击与膂力比试），但最有声望而又最流行的是一般文化与写作能力还包括诗赋的会试。10世纪末至11世纪期间，宋朝实行的变革在于设立三级会试制度（州试、由中书门下监督进行的京都会试、皇帝亲自临场的殿试），以扩大取士范围，最后则只保留单一的会试模式，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糊盖应试者的姓名）以确保考试结果的公正性。
宋代亦如唐代乃至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会试获中并不一定随即被任命为皇朝官吏——头几名除外，中榜首者极快地飞黄腾达。擢升官吏还有其他措施，如推荐制度，荐者要对被荐人的过失、错误负责；又如运用尽可能客观的评语。
11—13世纪文官阶层的发展使之在政治体制以及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分量。历史上任何时期，官吏都不曾对国家领导机构起过如此有效的监督作用。宠妃、帝后及其家族和宦官，一切接近君主、熟悉宫廷阴谋的人士在其他朝代能左右、甚至事实上可统摄国家事务，但到宋代似乎不产生任何影响。皇帝本人也只起次要作用，而让其大臣活动于前台。
当时的政治风尚也表明官吏阶层的势力与主导作用。11世纪第一次出现并发展起政治倾向相反的大党派，其间冲突正表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无疑，距离当代议会制的真正形式尚远（倒与东欧国家现制度相似①），但斗争之激烈表明宋代政治生活十分紧张。斗争对手以自己的生涯冒险，因为政治方向改变便导致人员的大量撤换。
第六部分 4。变革运动（1）
在中国历史上，11世纪是政治、社会制度变革大尝试的时代。变革运动固然与此时代的思潮不可分割，但与历史状况的关系更为密切，超乎哲学之上。辽与夏进攻造成的困难，遂致力图矫治防卫制度的缺陷。但由于军事问题不可能与其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分开，因而终于针对整个体制进行变革。有识之士以变革为己任，他们对国家与社会抱有整体观念。
1038年，唐古特人建立了西夏帝国。由于唐古特人的威胁，朝廷召见名叫范仲淹（989—1052年）的地方官。范氏提出遏制西北部新强邻的计划。1044年，与西夏讲和，似乎取得部分成功，功绩应归于范仲淹。范氏及其盟友应召掌政，事实上执行了十点变革计划，牵涉到官吏的招募、晋升体制，土地及税收制度。
但范仲淹只是对现存制度作单纯修补。反之11世纪下半叶实行的变革就显得更为大胆也更有彻底性。后者引起强烈反抗并导致领导阶层分为两个敌对派别，原因就在于此。
近人谈及王安石“新法”用上了“社会主义”一词。无疑，11—12世纪若干知识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人士曾怀有社会公正理想，有时甚而抱有平均主义倾向。但显而易见，王安石的目标并非要否定社会基础与政权基础。他考虑的乃是自由观念与行政官员的实际问题。王氏反对专制政治，深信法律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调节作用。他似乎拥有某种社会学的直觉能力。当时，唯有小农负担直接税与提供劳役。在他看来，小农遭受事实上的歧视乃是国家衰弱的深刻根源。他认为，改善小农境遇，恢复捐税分担方面的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就有可能联合小农更有效地对抗北方诸国的蚕食。贫苦农民在困难时期饱受放贷者的剥削，小手工艺者、小商人的情况也一样，后者则遭受富商控制的行会奴役。
变革人士原籍东南地区，该处的经济增长导致财产与货币频繁流通，范仲淹诞生于苏州，王安石降生于江西抚州。两人的某些信念无疑与其籍贯有关。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有可能剥削穷人，乃财富流通受阻而且实行敛财之故。王安石反对看来流传甚广的静态经济观念；他认为，通过发展生产，可以既增加众人的生活资料也增加国家的收入。
自1056年起，王安石便以扭转西北局势的改革计划而闻名于世。1068年，他应召主政。他执政至1076年，当时因受保守派的压力，不得不下台。1078年，他再度被召回。1085年，他复被司马光剥夺权力。司马光是王安石的主要政敌，他竟于同年尽废“新法”。
第六部分 5。变革运动（2）
王安石变法，大部分于1069—1073年间实行，其性质不一。变革涉及税收、经济、军队、行政。王安石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是采取如下办法以减轻农民负担：反对囤积居奇、实行粮食价格监督、改革税收制度使偷税漏税更为困难。他在税项转移方面改变通行规定，准许劳役改为税款，设立低息的国家贷款，甚至设立官方当铺以对抗高利贷。在水利灌溉与农艺知识传播方面，也作出重大努力。同时寻求不致成为小农负担的新财源，即：国家参与大商业活动。上述措施既可以明显增加公共收入，又可以减轻一半土地税。
王安石的另一抱负是要为国家提供一心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忠实的行政人员。为此目的，他决定大大提高国家官员的薪俸——或许除18世纪中叶之外，中国官员从来没有如宋代那样享受厚禄；他还决定改革过于形式主义化的科举制度，实学（经济、法律、地理等）终于在其中占有更大的位置。州、府一级均设立靠特别地产维持的公学，从而扩大了开科取士的基础。
然而最重要的革新还在军事领域。当时雇佣兵队伍膨胀，只是增加国家负担，却不能做到有效地防御外敌。王安石便决定创建农民卫队，让老百姓去维护自己的安全。这种队伍（称“保甲”），十家为一“保”，受正规训练，拥有武器，因而可以减少正规军臃肿的兵员。
王安石“新法”遇到强烈反抗大体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变革使过多拥有特权与既得利益的人受到危害。但王安石的变革派与史学家司马光及数学家郡雍所带领的保守派，此二者之间长达20年的斗争（甚至两个主要对手故世后斗争依然如故）不单纯是利益之争。人事对立、气质差异、教养不同，看来也占很大成分。无私行为并非不存在：变革运动之所以出现，乃由于11世纪显露的典型倾向，它赋予每个人将自己意见直达高层的权利，不论个人的地位如何。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无疑，民众福利机构的设立也与此运动有关，如：孤儿院、收容所、医院、施诊所、公墓、救济粮仓等等。这类机构设在城市较多。城里涌进大批无助之人而且居住集中，因而引起一些困难问题。福利机构的设置以6—7世纪佛教寺院所建立的慈善设施为模式：掌握不予转让的土地，以此作为固定收入来源。宋代这类设施获得广泛发展。不仅国家求助于此以确保其部分收入，而且大家族为宗派内部的互助亦追随范仲淹的“义庄”榜样。这种佛教机构的世俗化以及由国家履行寺院所担负的施诊与慈善职责，乃是845年大禁佛教的长远后果之一。
第六部分 6。军队：从募兵制到雇佣制
宋皇朝十分关注本身的防务，发明新器械，增加军队兵员，在女真族入侵之时建成舰队，将主要财源用于10世纪末至13世纪末的战争。虽然如此，但它从未停止过维持并巩固政权凌驾于军权的至高无上地位。这种精神正好与北方敌人的观念相反。宋人完全缺乏作为真正武士的标志：崇尚暴力，渴求征占与统治。而这是其可怕敌手（女真人与蒙古人）的特点。宋代中国缺乏战斗力，常受谴责，但这种情况不难解释，而无需诉诸某种天生的固有品质。
宋代新皇朝承袭与采取的雇佣制趋向于使军职成为一种专门活动，而非众人之事。然而，自秦代以来，中国军力便建立在征兵制的基础上。主要兵员由征募而来，有幸的是还得到胡人队伍充实：牧民与山民因其耐力与战斗力深受赏识。但宋皇朝缺乏胡人辅助队伍的宝贵支持，饱尝雇佣军的一切弊端：开支增加，长期闲驻纪律松弛，军队的行为倾向好像与皇朝无关。招收的兵员成了乡间的祸害：士兵一旦被解雇，随即便组成强盗帮。况且，为了不损害农村经济，便多从下述人员中征集：离乡流浪者、被放逐的人、有条件的释放犯，再或是起义后备受奴役的南方土著。因此文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防止军人势力独立发展，采取的办法是：分割单位、划分职责、加强控制，这便使军事首领失去任何主动权。官僚习惯导致防御系统削弱。清册上的兵员多于实际数字。宋代初期开国君主便将由禁军组成的精锐部队划分为三支不同的队伍，均置于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