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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世纪末以来，中国佛教便与亚洲佛徒各大中心隔绝。而历时五百余年，上述地方曾经是其获得神灵启示之源。中国佛教已不再与圣地相通，而佛教本身在印度与伊朗地区亦受伊斯兰扩张的威胁。唐末之后，只有一个教派真正在中国活动，此教派便是禅宗，事实上禅宗的中国成分多于佛家成分。印度经文的翻译愈来愈稀罕，而大译家、解说者与诠译者亦已身故。宋朝时代佛教史家对过去作了归纳总结。1004年，《景德传灯录》问世，内载1701位禅宗僧人的传记。该书已没有早期佛教传记那种天真与热情。而《佛祖统纪》则是借鉴世俗史家方法的巨制，由此似乎佛教通史于1269年便告一段落。
总而言之，六、七世纪众人所抱的宗教热情看来已经降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有多方面，但也许应该从社会变化方面寻找其深刻根由：佛教所适应的社会形式即3—8世纪的形式（内婚制贵族，庄园及其附属设施的制度，城乡教区）因8—9世纪出现的城市经济与货币经济普遍发展而受破坏，佛教便因而失去其影响力。大寺院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的领地、寺户、磨房、榨油工场、当铺。它作为中国佛教的权力象征而出现，既是道德、宗教的权力，也是经济权力。六朝及唐代大寺院与世俗贵族之间，似乎不仅有类似之处，命运相同，而且有着紧密联系。诚然，845年的大禁给佛教会以沉重打击，但最后摧毁已经动摇的根基的却是社会变迁。没有任何宗教不扎根于它所成长的社会机体。
注释
①意大利历史学家兼法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1668—1744年）。——译注。
②伊斯兰教第五位哈里发。——译注
③原文Suleyman的音译。——译注
④赞普，吐蕃（即西藏）对王的称呼。——译注
⑤指《谏迎佛骨表》。——译注
第六部分 1。历史及政治制度（1）
自12世纪起教化正统便渗透整个中国历史观念，传统的修史框架将历史缩为没有任何时间幅度的事件——只牵涉中央政权及行政管理，这种正统框架使我们深信，华夏世界的社会政治形式、基本制度、经济、思想、技术等等都永恒存在，以致最深刻的变化、最显著的新事物都似乎视而不见。在欧洲历史上视之为诞生新世界的事物，就中国史的传统角度而言，只不过是“朝代”的变换。华夏世界史与欧洲历史之所以如此不同，首先在于其表述方法。这点大概不应忽视，因为我们整个世界史是以如下观念为基础的：西方至上、西方历史的进化性、其他文明的相对停滞。
但是东亚1000年前左右出现的新事物，将其合在一处，就其相关性与规模而言，已构成鲜明的整体，我们不得不正视之。这时的华夏世界经历真正的变化，其范围并不比古代末年所出现的变化为小。
这里采用了“文艺复兴”一词，此词或许会招致批评，虽然近似之处不小，例如：追溯经典传统，传播知识，科技飞跃发展（印刷、火药、航海技术进步、摆钟等等），出现新哲学与新世界观。总而言之，华夏世界跟西方一样，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质。但倘若与西方历史比附则只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即：纯然回顾文明史的普遍对应性以及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密切关系。第一章新世界
11—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但这新世界生存于连续不断的入侵威胁中，侵略终于获胜，12世纪初帝国北方各省被夺，1273—1279年间全国被吞并。这种外来威胁与宋代的经济社会史息息相关。它决定了10世纪末至13世纪末整个中国政治。
951年，郭威将军在开封建立了历时短促的后周，统一了华北，只剩山西北部的太原，该处仍由受契丹保护的北汉突厥小国占领。951—960年，后周所完成的事业已预示宋初经济振兴与政治统一的巨大工作的来临：开垦荒地、创设军屯，减轻并进一步公平分担赋税，修复运河与河堤，955年没收佛教寺院财产（也和845年一样，寺钟与佛像再度熔铸为钱币），战胜蜀国与南唐，兼并四川北部以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区域。由此，被自己军队拥上台的将领赵匡胤，于960年在开封建立新朝代，即宋朝，此时他已是一个复兴帝国的首领，皇朝的实力使他能够巩固并拓展前人的事业。
宋朝新政权只用20年时间便征服其余小国，将七倍于今天法国的领土统一在其管辖之下。其统一的步骤如下：963年，长江中游（楚国）；965年，四川（后蜀）；971年，广东（南汉）；975年，安徽、江西、湖南（江南）；978年，江苏与浙江（吴越）；979年，山西（北汉）。
第六部分 2。历史及政治制度（2）
上述一系列胜利，其部分原因大体是：后周所建立的有效体制以及960年宋朝缔造者所统辖的精良军队。但与7世纪所发生的情况不同，这时的军事扩张只限于华夏诸国，而并没有向满洲、朝鲜、蒙古、中亚拓展。事实上，往东北扩张受到强大的契丹帝国的遏制（契丹国于10世纪建成），在西北受到西藏人的阻止。藏人已扩展到青海、甘肃、陕西。最后在西南方面，扩张受到大理国拦阻。大理国前身是云南的南诏国，于1253年为蒙古军队所灭。越南则于939年成功地摆脱中国（建于广州的南汉国）的控制，并于968年建成统一、独立的帝国（丁朝）。939年标志着中华各帝国以及华南诸国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对红河流域与安南海岸几乎从未中断的长期控制宣告结束。981年，越南成功地击退了宋朝的讨伐。1009年，李氏新朝（1009—1225年）建立大越国。1073—1077年大越向广西、越南北部以及沿岸的中国陆海军开战，这些热带瘴疠地区，给宋皇朝带来许多困难。由于有许多土著部族存在，情况更为复杂。
在真宗（997—1022年），即宋朝第三个皇帝的时代，契丹辽国正处于强盛的顶峰，向河北与山西发起进攻并且取得胜利，迫使宋皇朝签署和约（即1004年的澶渊之盟，澶渊位于黄河流域）。据此，宋皇朝承诺每年向辽国进贡大批物品。但该和约，以至1042年规定宋皇朝增加贡品的补充协约，都不足以保证中国新边界的绝对安宁。这时更为严重的威胁正直逼西北各省。11世纪上半叶，由唐古特人（曾是游牧民）带动，在藏人、汉人、突厥人、蒙古人杂处的地区，形成广泛的政治实体。这便是西夏帝国（1038—1227年），其幅员从蒙古南部至青海，还蚕食汉人居多数的山西、陕西、甘肃各省。1044年，宋皇朝不得不与西夏缔结负担沉重的和约，而和约却未能使之免于遭受新的袭击。
11世纪下半叶，西夏的威胁益发凶猛；与此同时，经济困难亦愈加严重。中央政权任用了一位名王安石（1021—1086年）的宰相。王氏拥有充分权力以实行一系列变法措施。改革触及社会、经济、军事组织，终于引起大地主与富商的强烈反抗。神宗是王安石的保护者。神宗驾崩后，王安石即被革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1019—1086年）掌权，取消变法。这类削弱帝国的党派之争一直延续至女真族突然进占为止。女真（满洲的汉化居民）消灭辽国并于1126年占领整个华北。
宋皇朝在长江下游以南寻求偏安之地，最后临时定都于杭州。这便是南宋时代（1127—1279年），这一称谓与宋史前期（960—1126年）相对而言。保守派终于再度掌权，但复国派与对女真金国的议和派出现新冲突。向北反攻遇到女真的强大军事实力而遭失败。宋朝军队缺乏战斗力而且没有骑兵。因此宋皇朝倾向于奉行宰相秦桧（1090—1155年）所操纵的求和政策。不过，与金媾和因政治方向的改变，并未取得效果。协约几度撕毁，连年不断的战争引起物价飞涨，税项增加。经济困难又反过来导致社会骚动。中央集权制赋予12—13世纪的前几位宰相以几乎绝对的权力，这几位首相是：秦桧、韩侂胄（1152—1207年）、史弥远（？—1233年）、贾似道（1213—1275年）。但皇朝日益衰落，竟至蒙古人入侵。由于蒙古进占，实际上1276年（此年杭州陷落）宋朝便告结束。
第六部分 3。新国家
太宗（宋朝第二个皇帝）时代（976—997年），皇朝日益巩固，新国家的基本制度受到采用或得到充实。一个真正的情报、监督与指挥网络系统已经建立。这一系统伸展到国中最偏远的地区，保证中央政府对全部领土的控制。这种控制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在元丰年代（1078—1085年）的变革中，中央集权更为加强，使宰相发挥事实上超越君主的作用。
总政策由五至九名成员组成的国务会议制订，皇帝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国务会议附设一个负责起草公文的办事机构。这便是学士院，其中若干成员间或充当谋士。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能听到多种意见，各种决定只有经过讨论才作出，而在讨论中不同意见得到表达。皇帝只是认可已采纳的建议或是作最后裁决。有三个机构负责收集官员与平民的意见、建议或申诉。三个机构彼此独立，其成员均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连皇帝本人也不能加以否定。由此，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便得到保证。事实上，宋朝时代（尤其在11世纪）由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所起草的各式各样的方案、建议大量涌进行政办事机构，乃至政府。
中央行政机构比唐代的臃肿组织较为简化，看来也更有效能。它分为三个大部门：
1。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