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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会虽然受到政府赞许，但同时也竭力对国家保持其独立性（5世纪初，慧远是提出教会自主原则的第一人）：僧侣不受普通法律管限，既不受刑法所管，亦免于负担公共义务（劳役、捐税、人头税）。此外，教会财产视为不可剥夺的，应予保护，不受任何宗教性禁令所取消。反过来，享受这种特权意味着要遵守寺院规则（剃发、独身、恪守教会戒律），并熟悉礼法与经文。政府一方面赞助这种新教，并倡导佛事行为（授任僧侣，建立寺院，施予各种赏赐，等等），但同时大力对佛教教会实行监督；而自5世纪起，对佛教的信仰极为普遍而且十分强烈，由此竟至引起不小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困难，对此政府往往束手无策。神职过量授予使国家失去部分收入、劳力及兵士；愈来愈大量的农民寻求寺院庇护；借赏赐或假售而占有土地；因建筑寺院、供养僧侣以及安排节庆日引起巨大开支；由于铸造大钟与佛像造成金属匮乏；寺院拥有广阔的山地与耕地，拥有水磨坊与榨油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僧侣拥有潜在权力，与帝室后宫及贵族阶层都保持关系，将许许多多的密谋加以利用；佛教精神（过度开支，中断家庭关系，对国家不负责任）危害传统道德；某些教派具有破坏性质。凡此种种坏事归因于新来宗教凌驾一切的地位，关心国家利益的官吏已常常加以揭露。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曾力图缩减僧侣数目，限制教会财产。于是便出现佛教徒所称的“四次大迫害”（446年于北魏，574年于北周，842—845年于唐代，955年于后周）。前两次“迫害”发生于中国北部，由嫉妒佛教会特权的道教阶层所推动。第三次出现于唐代，当时背景十分不同，即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对外来影响实行抵抗。异国影响在中世纪以及在唐代初期已广泛进入华夏世界。
第四部分 22。朝圣
深入中国的佛教传统文献并不统一，而是来自大乘与小乘的不同学派与教派。此外，第一批译本也不完整，而且文字晦涩，内中经常运用借自道教传统的相应词句，有时还插进一些口头解释的话语。4世纪末之后，佛教的异常复杂性已开始进一步为众人了解，这时译文中的缺陷与不足更明显表露出来。远游朝圣的基本原因便在于此。须要确立真正的教义，要从“佛国”带回大量文献。因此“朝圣”一词用来指中国僧人穿越亚洲的漫长游历不算贴切，“朝圣”原指出于虔诚意愿向圣地出游。朝圣活动的重大时期从4世纪末延至9世纪初，在这项广泛的活动中，印度东北、西北佛教史上的圣地与重要场所的吸引力事实上只起次要作用。
中国第一位有名的朝圣者是朱士行，他于260年赴于阗研习，并留在该地直至身故。约于同一时期，著名译家竺法护远游至中亚绿洲，于265年回长安。然而3世纪末至4世纪赴西域的人士，大部分仍未为人知晓。高僧道安，他撰《西域志》之时，很可能利用了当时朝圣者所提供的情况。不过，中国僧人大批至中亚与印度远游，只是自400年左右才开始。法显出游绿洲地区、印度及东南亚，留下了游记，成为第一位著名朝圣者。他于399年从长安启程，其时已年逾60。他大体访问过龟兹、于阗、疏勒、克什米尔、喀布尔、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各城市。他于孟加拉湾港口耽摩立底登船，开赴锡兰，然后至室利佛逝（现中国僧人几次主要赴印求法
今苏门答腊东岸的巨港地区）。412年，他在驶向广州的回程中偏离航向，直达山东海岸。法显带回大量手稿，在南京与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出其中一部分。他自己则写下历时15载、途经30余国的游记——《佛国记》，亦称《法显传》，它是这个时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唯一游记。5—6世纪撰写的笔记，实际上大部分已经失传，或仅留下片断。刘宋僧人法勇带领25名师兄弟于420年启程经四川赴中亚，复经印度洋、东南亚、广州回国。他写的《历国传》保留了下来。但智猛的《外国传》却不留只字。他于404年率领15名僧人离开长安，424年回到甘肃武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写于547年，这部关于洛阳寺院的著名记述材料被偶然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此书，我们对宋云的出使便会一无所知，他是北魏奉佛的胡后的使臣，被派往印度西北部的王国。518年宋云由中国僧人陪同从洛阳出发，通过吐谷浑领地、罗布泊以及于阗绿洲抵达克什米尔以西地区——乌达亚纳与犍陀罗以及印度河上游，他在该处逗留了两年之久。522年，他回到北魏的京都。他亲自写的游记——《宋云家记》已经失传。
中国朝圣者赴中亚、克什米尔，至现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抵恒河与印度河流域，达南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他们在远游中所作的记录，因其翔实准确而成为了解上述各地区世纪初至8世纪历史的宝贵源泉。法显留下回忆录；北魏郦道元（？—527年）于6世纪初撰《水经注》，提供历史地理情况；僧人道宣（596—667年）于650年完成关于印度7世纪文明的重要著作——《释伽方志》；此外，7—8世纪的朝圣者还留下详尽记录。如果没有以上诸作，我们对于中世纪初受印度影响的亚洲史，简直会一无所知。
第四部分 23。中文佛学译本与著作
将印度佛经（梵文、俗梵文、巴利文）译成中文的译事活动持续近千年之久。第一批翻译始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最后一批完成于11世纪。译著涉及印度及佛教国家的全部教派，其数量十分可观：中文约达4000万字，有1692部著作，其中若干部曾在不同时代进行过几度重译。这是关于佛经、戒律、释言、经院文本最丰富、最广泛的资料来源。这类材料存在于作为佛学经文载体的亚洲各种文字之中。
初期阶段，译文不是过于迁就中国读者而远离原意，便是过分拘泥原文而流于生硬甚而几至晦涩不解。经过初期摸索阶段（这是“古译”时期），5世纪初有了以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为核心的翻译班子，其后有印度僧人真谛的班子，译文的严谨与风格都有巨大进步。真谛曾居于柬埔寨，548年受梁武帝之召自广州抵南京。这是“旧译”时期。7世纪的译家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定出一套统一术语并规定严格的译法。而在唐代（7—9世纪）的“新译”中，这类术语或译法却导致译文失却前代译作所表现的文学趣味。
一开始，似乎翻译班子便按5—8世纪通行的原则组成：班子包含相当数量僧俗、中外人士（所规定职责大体日益严格），他们先是口头翻译，然后笔录下来，复查意义是否确切，润色文字，总之保证最后译文准确无误。
译著的序跋、扉页文字以及书目提供了有关的宝贵资料：经文翻译的条件，引进佛经的人士，关于著作、作者、印度及佛教化国家各佛家学派与宗派。此类资料表明中国人如何深切地关心历史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凭此资料便可以重构亚洲的佛教史。515—946年之间，有关中文的佛教译著的目录不下于14种，目录附有评注以及各种信息。僧人僧祐的目录（《出三藏记集》，515年）、僧人智昇的目录（《开元释教录》，730年），是最著名、最准确的。前者重录并公布今已失传的道安目录（374年），后者是中国目录学的杰作。
除印度经文的译本之外，还有大量中文佛学著作。自4世纪起，这类著述大为增加：关于印度与中国佛教史的著作、关于经文的解释、中国僧人的传记集、中国教派史、外典经书，如此等等。佛学文献（包括译本以及中国本国著作）大量问世不能不对中国的俗文学产生影响。
第四部分 24。佛教对华夏世界的贡献（1）
印度与伊朗之间的地区，希腊文化影响依然相当明显，希腊文化对佛教艺术打下深深印记。佛教艺术开始时属象征性，后来才成为形象艺术；由此，一种兼受印度、希腊、伊朗影响的艺术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传播开来，直达中亚绿洲，复传至中国北部、朝鲜以及日本。中国与日本的若干佛像从衣饰、姿态、面容都保留着希腊像的遥远印记，这就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所处世界的统一性。
印、伊接壤地区以及印度的建筑技术，亦与佛雕像同时传进华北，如岩洞的建筑术。印度、阿富汗、中亚的这类石窟（喀布尔西北的巴米安旧址是其中最著名者），5世纪初法显在求法期间已有记述，6世纪初宋云出使北印度时亦提及，唐初亦被玄奘所注意……第一批开凿的石洞，是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可能于366年开始动工。5—8世纪期间，石窟在北中国迅速增加，从四川至山东，从甘肃至河北都可见到。窟中雕像有时异常巨大，而且往往就在岩中凿出。建筑这群壮丽威严的石窟，常常由君皇倡导，并得到众信徒的赞助。正如西方大教堂一样，正说明这时期广泛的宗教狂热占据着华夏世界。兹举数例：大同以西的云冈石窟；工程自489年进行至523年，复于隋末再度动工，最大佛像高达40～50米；洛阳以南的龙门石窟，自5世纪末年起，洛阳是继大同之后的北魏新都，6—7世纪期间，这里的工程几乎从未中断过（龙门巨大的卢舍那佛及其两个门徒像于672—675年间完成）；此外，还有甘肃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除上面三处著名遗迹之外，魏、齐、周、隋、唐皇朝在中国佛像与佛教建筑盛行时期开凿于北国的佛洞还有很多，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每个石窟风格不尽相同，其原因大体是来自塔克西拉、马图拉以及于阗、龟兹、吐鲁番等绿洲的不同影响。这类遗址大部分依然保留五代、宋、元，即10—14世纪之后工程的痕迹，证明狂热趋于衰退，艺术已失去其部分生机与活力。
洞壁与寺院四墙为宗教画提供着墨之处（画有佛陀前期生活图、佛家神仙、地狱图景等），其中经历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