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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之源，王莽掌政亦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旨在限制私人地产的法令始于公元前1世纪末年。从那时起直至3世纪末，颁布了一系列其他类似的法令，但这类法令似乎并未有效贯彻，可见国家难于维持其控制以及对小农的保护。
王莽力图以激进措施去克服其承袭的困难局面：将所有土地与奴婢（奴婢只占人口的1/10，其地位与罗马奴隶的地位极不相同）“收归国有”；连续进行货币改革，铸造旧式样的新币。再者，新朝建立后对所有爵号、机构均作了改动。政权篡夺而来，尤为急于变法。此种猛烈的变革无疑受到当时天命学说的影响，但也吸取了古老观念。王莽变法以《周礼》（或称《周官》）一书为基础，后人疑此书是伪托，成书较晚，但内载大量看来十分古老的资料。书中系统记下周代行政官员体制，将官职分为天官、地官与四时之官。
第三章豪强势力上升与政治制度危机中国社会史王莽采取的激进措施不起作用，无法克服土地危机，反而激起富豪地主不满。国家没收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举无法实行，操纵货币引起经济全面混乱。公元17年，山东出现农民起义军，由掌握巫术的妇人“吕母”带领。次年，另一批农民军出现，樊崇是其首领。黄河下游遭水淹以后，起义遍及整个中原。反叛者涂作鬼脸，号称“赤眉”，其精神领袖为山东“城阳景王”。他自称属汉皇族刘姓支系，并通过巫师发布政见。这个运动有其独特的政治组织与行政组织，目标是恢复汉朝。而在农民骚动与起义的同时，汉朝旧贵族以及大地主家族的抵抗与反叛亦构成对新朝的威胁。两股力量会合起来，终于在公元23年获胜。篡权者失败及过世之后，原籍河南南部南阳地区刘氏世系的代表人物即夺取政权，重建汉朝。他便是以光武帝年号（公元25—57年）掌政的刘秀。刘氏打垮残余的农民起义军，消灭甘肃东部与四川两地建立起来的独立政权：前者以隗嚣为首，后者以公孙述为首。
第三部分 17。复辟皇朝的新基础
秦始皇拥有一套不突出个人的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并曾将其推广到所占领土；西汉坚持执行由国家直接控制农民的秦朝政策，不到一百年便消除了所有可能妨碍中央政权行动的人员；而东汉的皇帝则依靠将其拥上执政地位的社会新阶层，即中原（尤其是河南）大地主家族阶层。从长安迁都洛阳，其原因不仅是位于陕西与河南通道以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由于那里有这批新的支持者。为了反对庄园主、豪绅与富家的势力，西汉曾致力于依靠广大小农。但由于公元前1世纪末及东汉时代社会变动、内部迁徙、连年暴动，大地主势力（包括皇族的远近亲属、高级官吏以及外省豪绅）反而得到加强。
公元1世纪前25年间人口迁移加速。迁徙原因是：汉武帝时期通过屯田与移民开发的北部与西北部地区防线普遍退缩；游牧部族以及藏汉交界地区的山地居民定居于长城以内；由中国当局安置并备受其剥削的居民连年起义。大批迁移的主要受益地区有：中原南部地区、四川红色盆地，稍次的是长江流域（湖南长沙郡据公元2年普查，共有居民235825人，至140年即已达到1054372的数字）。大批寻求土地的离乡农民以及屯田士兵壮大了大庄园的劳动力。由此成长起一个附属于富豪之家的阶层，即“客”，亦就是长工，以及后来称之为“部曲”的私人卫士，还有奴婢。西汉的强盛曾大部分得力于小农，而此时国家对小农的控制随之减弱。东汉缔造者，亦即未来的光武帝，便是外省大豪强的典型代表。他几次反叛王莽未果，唯有借用农民起义力量才终于夺得政权。他在南阳附近的大庄园配备围墙与城门，他还拥有自己的市集，有一支私人部队担负防卫工作。豪强阶层在新朝初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便与宫廷宦官发生冲突。这一阶层在农业方面显示出创造精神，灌溉辽阔的农田，发展畜牧与渔业，从而在混乱时期得以保持经济上的完全独立。此阶层中的某些成员看来积累了巨大财富。159年，宰相梁冀（皇帝的姻亲）被处决时，据说将其私产出售，便带给国库30亿钱的收入，足以取消半年谷物税。这些拥有自给自足领地的豪强家族已是晋代与南朝贵族阶级的前身，后者的势力因城市经济衰落而兴盛起来。
自汉武帝临朝与霍光将军专政以来，汉皇朝与近邻居民的关系起了深刻变化，社会状况与政治状况也是这样。汉皇朝已无需担忧蒙古方面的入侵，匈奴势力自其分裂时期起不断衰退。公元前1世纪末班超进兵蒙古与中亚，愈发加速了匈奴的衰落。若干相当汉化并已定居下来的部族处于保留游牧生活方式的居民与定居农民之间，这些部族成了汉皇朝的屏障。北匈奴的危险入侵仅见于公元89—90年。鲜卑人于140年、复于156—178年进犯河北与山西，公元2世纪来自草原的这类强大攻击似乎并未引起严重后果。反之，汉人倒与落户于国内的游牧居民产生严重麻烦，汉人与定居于甘肃、陕西西部及西北部边境的原始西藏居民的关系也是这样。上述居民在东汉时期不断起义，公元2世纪时愈益发展。自107年起，由于羌人反叛，某些谋士甚而主张西北防线从甘肃中部武威市集（在凉州）至陕西西部全面收缩。这些归附汉帝国并大量进入汉军的异族居民，其后人从4世纪初开始组成了北朝各独立王国。
第三部分 18。公元1—2世纪贸易关系的发展
西汉时期为压抑商贾势力而采取的措施到最后似乎收效不大。而至东汉年代，内地与边疆普遍放松，光武帝复国时期专营制度分散，倒使私营商业规模扩大，并使走私活动增加。异邦商人数量从来没有像公元1—2世纪时那样众多，这些异邦人的存在大体是东汉时期外来影响如此活跃的原因。请注意，当时正是欧亚大陆丝绸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就在这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至于走私活动，它涉及可称为有战略意义的禁运商品：主要是铁与兵器。某些考古发现证到实文献上的说法。辽宁北部一个汉武帝时期的夷人墓中发掘出刻有汉文的兵器以及铁制工具。阿富汗塔克西拉博物馆（靠近白沙瓦）自1915年以来展出一件弓弩装置，该古物来自于公元30年后重建的锡尔卡普第二安息王宫的废墟，最近鉴定确为中国制品。再者，汉朝采取的保护措施并未能阻止中国铸铁秘术在亚洲传播。西汉末年的将领陈汤曾确认，伊犁河谷的乌孙人刚学会了制造锋利兵器。似乎费尔干纳的大宛人也一样。可能只是从中国引进了锻铁设备。而在于阗东部尼雅绿洲发掘出的铸铁工场提供了更准确的证明。钢铁制造业应该在塔里木盆地长期存在：其产品于西晋时代（265—316年）输进中国边疆地区。
新皇朝从建立至184年起义的变化
复辟皇朝最初三个皇帝统治时期（公元25—88年之间）是国内稳定、对外扩张的时期。造成王莽篡权的帝后家族及宦官被排除出政权之外。在红河流域与越南中部，马援将军（公元前14年至公元49年）于公元43—44年间扭转了因土著居民暴动而造成的一时的混乱局面。匈奴分裂状态严重，无法利用王莽时期内战所形成的皇朝荏弱，对中国北部已不构成严重威胁。汉时班超（32—102年）常常主动出兵征讨中亚，使汉皇朝于73—94年间重新控制各绿洲。公元73年，在哈密（伊吾）设置军营。16年以后关闭的帕米尔之路被汉军再度打通。不过后来汉皇朝仅于125—150年间才在中亚恢复其统治。
自和帝（88—105年）即位开始，京都的政治气氛日渐恶化。与皇家世系联姻而被称之为“外戚”的家族利用继位幼帝软弱无能再度恢复已失去的权势，如和帝时的窦氏、安帝（106—125年）时的邓氏、顺帝（126—144年）时的梁氏即如此。同时，宦官势力亦稳固下来：135年，准许宦官收养儿子，其权力与财富同时增长。宦官既是大庄园主（有一宦官曾拥有房屋31间，耕地640公顷），又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而且拥有手工艺奴隶。这些宫中侍从出身于下层阶级，却在朝中掌握权势，他们对君主的决策以及国家官吏的任用施加极其有害的影响，于是便招致富豪家族以及出身于这些家族的文官反对。反对者组成了一个党派，却被宦官于167年摧毁，全部成员被解职、流放。但这次失败并不足以使富豪家族泄气，其外省势力丝毫未损。184年农民大起义初期，斗争告一段落。利用农民骚动之机重新掌权的宦官一时间受到削弱，终于在189年被袁绍彻底消灭。袁绍为河南一大家族的成员，他占领洛阳之后，杀了2000多名宦官。
第三部分 19。救世革命者
公元2世纪末年，明显地出现极为严重的土地危机。自170年间起，成群结队的流浪农民已开始威胁各州郡的安宁。而不久，由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发动了受道家精神影响的大规模救世运动，终于在184年形成令人震惊的黄巾起义。其首领人物是道教派中太平道师祖张角（“太平”表达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兄弟张宝、张梁。张角具备宣传与治病的才能（洪水过后瘟疫曾肆虐于黄河下游），是一教会之祖，其信奉的神明为黄老——神话君主黄帝与被神化的老子的综合体。此教派实行军事化组织，184年以后拥有36万武装会众。由张角及其兄弟所组成的三人小组行使最高权力，三人分别为“天、地、人三将”。三人手下有各级领袖，同时负担军事、行政与宗教的职责。此团体以大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节庆典仪持续数天，有的称“会”日，有的称“斋”日。在宗教活动期间，参与者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过，并参加集体催眠活动，由于连续不断俯拜而且伴之以音乐，很快便进入全面激奋状态。有时则组织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