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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中宣部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总结十七年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一九七八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立场的支持和肯定。
不久，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有理论界许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周扬在会上发了几次言。
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说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的问题。他认为，处于当时的情况，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对这场革命也是不了解的。有些造反派，还是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转变了，由拥护林彪、“四人帮”走到反对林彪、“四人帮”，有的甚至反对得很坚决。事物总是变化的，我们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
这是通达的、宽容的见解。
另一次发言，他谈了“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时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
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
在这篇发言中，周扬还讲到开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也就有过“左”的错误。后来搞什么人人唱歌，人人做诗，要求每个县里都要有个郭沫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找文化部谈了话，作了纠正。“大跃进”时期我到河南，到有的老乡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个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当时并没有为此就整杨献珍。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一九八○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再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我努力使自己不陷入温情主义，我商承彭真、陆定一同志，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三同志的职务。“四人帮”打倒以后，我向齐燕铭等同志公开道了歉，说我没有首先批评自己，而批评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看到周扬发言的简报，我当时就想，历史决议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党领导的事业的曲折发展，只能大略地涉及文艺界的问题。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历史作了总结，不过，那还是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之前。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来以后，最好周扬能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作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作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连带他一九六三年《战斗任务》中关于异化的观点，引起了争论，受到了批评。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看望他。他关心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是否送到了收件人手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不赞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抑制不住激动，眼中含着泪光，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后来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又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当时我曾经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他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他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
诗前有一短信：
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诗分两节：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