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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门极其独特的学问，它对我们的文学
艺术，产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不理解这一层关系，那中国文艺全史就
是不好讲的了。写意画的兴起和发展，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的神韵、境界的探
索和捕捉，都和禅宗精神有千丝万缕的牵连。禅家论学，讲究破除一切形式
的障碍阻阂，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需最直捷了当地把握事物的最
本质的精神，而不要为任何陈言俗见（传统的、久惯的、习以为然的“定了
型”的观念见解）所缚所蔽。因此禅宗最反对烧香念佛，繁文缛节，形式表
面，而极端强调对任何权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骂祖，打倒偶像（将木佛
劈了作柴烧！），反对缀脚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胆、自具心眼、
创造精进的新精神。不理解这个十分重要的一面，一听见说是禅宗属于“佛
法”，便一古脑儿用一个什么标签了事，那也会对我们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
化精神的真面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许多失误。读先生的《词说》，更要细心体
味他行文说理的独特的词语和方式，以及采用禅家“话头”、“公案”的深
刻而热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于像《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听了罗真人
的一席话言，全不晓得他“说些甚底”。那岂不有负先生的一片热情，满怀
期望。
我国文艺传统上，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赏析，本亦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
式，这又完全是中华民族的，而不应也不能是与西方的一模一样；加上禅家
说法传道的尤为独特的方式，就成为了一种濬发灵源、溉沃智府的高超的艺
术和学问。其最主要的精神是诱导启示，使学人能够自寻蹊径，独辟门庭，
而最忌硬套死搬，灌食填鸭，人云亦云，照猫画虎。以是之故，先生的《词
说》里是找不见什么时代、家世、生平、典故、训诂。。这些“笺注性”的
死知识的——这些都不难从工具书上查他一个梗概。先生所说的，全是以一
位诗人的细心敏感，去做一位学者的知人论世，而在这样的相得益彰的基础
上，极扼要地极精彩地抉示出了文学艺术的原由体性，评骘了名家巨匠的得
失高低，——而这一切，只为供与学人参考借镜，促其精思深会，而迥异乎
“唯我最正确最高明”“天下之美尽在于斯”的那种自居自炫和人莫予毒的
心理态度。
先生的讲说之法，绝不陈米糟糠，油盐酱醋，流水开账，以为“美备”；
也绝不同于较短量长，有意翻案，以耸动世人耳目为能事；他只是指头一月，
颊上三毫，将那最要害、最吃紧的关节脉络，予以提撕，加之钩勒，使作者
与讲者的精神意度，识解胸襟，都一一呈现于目前，跃然于纸上，——一切
都是活的。他不像那些钝汉，专门将活龙打做死蛇来弄。须知，凡属文学艺
术，当其成功出色，无不是虎卧龙跳、鸢飞鱼跃样的具有生命的东西，而不
善讲授的，却把作死东西来看待，只讲一串作者何年生、何年卒、何处人氏、
何等官职，以至释字义、注故实、分段落、标重点。。如此等等，总之是一
大堆死的“知识”而已，究其实际，于学子的智府灵源，何所裨益？又何怪
他们手倦抛书，当堂昏睡乎？——然而，正是习惯于那种引睏的讲说之法的，
总以为那才是天经地义，乍一见先生的《词说》，无论文体语调，还是方法
方式，都会使他吃惊不小；“离经叛道”、“野狐参禅”、“左道旁门”，
以及其他疑辞贬语，也许就不免啧啧之言了。比如，有人看了《词说》，会
诧异诘问：为何不见一句是讲思想性与艺术性？他却不能懂得：先生字字句
句，都在讲那真正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不过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的文艺概
念、美学观点，并且也是中华的表现法讲说法，而非照搬舶来之界说与词句
罢了。当然，讲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艺特色，除却人们常用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而外，是否就没有了别的可讲——或者讲了别的就是“错误”的了？这正是
一个问题。读《词说》而引起认真严肃地思考的学人，定会想上一想，并试
行研寻解答这些课题。对这一点我是深信而不疑的。
《词说》正文，篇篇珠玉，精义名言，络绎奔会，给读者以极大的启迪
与享受。然而两篇《自序》，同样十分之重要，这都是先生数十年覃思渊索
的结晶之作，最堪宝贵。就我个人的感觉，从行文的角度来说，《东坡词说》
卷尾的《自序》笔致又与“说辛”卷端的《自序》不同。后者绵密有余，而
不无缓曲之患；前者则雄深雅健，老笔益见纷披矣，盖得力于汉魏六朝高文
名手者为多。我还想试为拈出的是先生写到《东坡词说》之时，思致更为深
沉，心情益觉严重，哲思多于感触，笔墨倍形超脱，已经是逐步地脱离了开
始写“说辛”时的那一种心境和文境了。两部《词说》，本系姊妹为篇，同
时相继，一气呵成，而其异同，有如是者。说辛精警，说苏深婉。精警则令
人振奋而激动，深婉则令人叹喟而感怀。苏辛之不同科，于此亦可概见，而
顾世之评者犹然“苏辛豪放”，众口一词，混然不别，先生言之之切，亦已
晓然。破俗说，纠误解，原非《词说》之主体，而举此一端，亦足见先生借
禅家之宗旨，提倡自具心眼，自行体会，于学文之人为何等重要了。
凡了解历史、尊重历史的，都会承认，王静安的《人间词话》是一部词
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而且影响深远，又不限于词之一门，实是涉及我国
广义的诗学理论与文艺评论鉴赏的一部具有世界声誉的著作。先生之于王氏
《词话》，研索甚深，获益匪鲜，也是可以看得出的事实。但先生的《词说》，
其意义与价值，超过于静安之《词话》，我在四十年前初读《词说》时，即
如此估量。估量是否得实，岂敢自定。以余所见，先生之《词说》，视静安
之《词话》，其所包容触发，无论自高度、广度而言，抑或自深度、精度而
论，皆超越远甚。先生之论词，自吾华汉文之形音义说起，而迄于高致之生
焉。所谓高致，先生自谓可包神韵与境界而有之。窃尝与先生书札往还，商
略斯事，以为神韵者何耶，盖人之精神不死者为神，人之意致无尽者为韵，
故诗词文章，首须具有生命，而后济以修养——韵者即高度文化修养之表现
于外者也，神者则其不可磨灭而蕴于内者也。至于境界者又何谓耶？盖凡时
与空之交会，辄一境生焉，而人处其间，适逢其会，而有所感受，感而写之，
是即所谓境界。先生尔时，深致赞许，以为能言人所未能言。及今视之，境
界为客观之事，人之所感乃主观之事，境固有自性，不以人为转移，然文学
艺术，并非单纯反映客观如镜面与相机也，以其人之所感，表于文字，而览
者因其所感而又感焉，此或谓之共振共鸣，互为激越互为补充也。循是以言，
其有感之人，品格气质，学识胸襟，必有浅有深，有高有下，——由是而文
艺作品之浅深高下分焉。徒言境界，则浅深高下皆境界也，有境界果即佳作
乎？殊未可必。况静安自言：有写境，有造境。其所谓写境，略近乎今之曰
“反映”云者。若夫造境，余常论温飞卿之《菩萨蛮》，率不同于实境之反
映，而大抵词人以精美华贵之物象而自创之境也；境既可造，必其所造之境
亦随造者心性之浅深高下而大有不同。是以太史公之论屈大夫也，椽笔大书：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然则《楚骚》之境界，盖因屈子之高致而始有矣。
志洁、物芳，二者之间，具有辩证法的关系，是以读者又每即词中之物芳，
而定知词人之志洁。此则先生所以标高致之意，可略识焉。盖高致者何？吾
中华民族之高度才情、高度文化、高度修养之一种表现是也。先生举高致为
对词人词作之第一而最后之要求，而不徒取境界一词，根由在此。昔者龚定
庵戏拈“柳绿桃红三月天，太夫人移步出堂前”以为笑枋。夫此二句，岂果
一毫境界亦无可言者乎，实又不可谓之绝无。然则其病安在？曰：苦无高致
耳。无高致，纵然字句极工，乃不得为诗为词，于此可见矣。东坡尝笑“认
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而云：“诗老不知梅格在，谓言绿叶与青枝！”
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传为咏梅绝唱者，岂不亦即
系乎高致之有无哉。是以先生论词之极则，而标以高致。即此而察，先生所
会，已突过王氏。此外胜义，岂易尽举。至若先生之《词说》，商略旧问题
固然已多，而提揭新课目，更为不少。即《词说》以窥先生之文学思想，艺
术精神，可以勒为专著，咀其英华，漱其芳润，滋荣艺圃，霑溉文林，必有
取之逢源，用之无匮之乐矣。
但四十年来，国内学人，知先生词说者尚少，其意义与价值毕竟如何，
当然有待于公证。唯是四十年前之历史环境，与今大异，先生此作，又未能
广泛流布，其一时不获知者，原不足异；今者行将付梓，固是深可庆幸之盛
事。然而词坛宗匠，半已凋零，后起来哲，能否快读先生之《词说》而领其
苦心，识其旨趣？又觉不无思虑。实感如此，无须讳饰。但念江河万古之流，
文章千秋之业，如先生之所说，与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无有一合，虽我一人
爱奉之，维护之，又有何济。如先生之所说，实与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甚合
甚切，则民族文化精神长存，即先生之《词说》亦必随之而不可没，而我又
何虑乎？
回忆先师撰作《词说》之时，吾辈皆居平津沦陷区，亡国之痛，切肤割
心，先生之词句有云：“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
弯！”先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