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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组一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传胜、许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祖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矩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间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材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燃、陈彦增、庄因、王建人、陈良柒、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号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一一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技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结果满校园是情人，满校园是妈。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旧话重提，我笑他有“恋母情结”，他说：“对，一边叫床，一边叫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
“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讲演。决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件，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以过于痛。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报告狂”，其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恃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可见“报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己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
“是鬼啊！”这时我们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