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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数语，明达透澈。不过我认为，文集中最好的还是论近代诗派的几篇，特
别是《近代诗派与地域》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60 年代时我在《中华文
史论丛》上读到他的《论高密诗派》，觉得以这样的冷题目作如此细文章，
真是高手，现在读到这两篇，益觉其大手笔。汪先生对清诗有通盘的考察，
他独具只眼，认为清诗“以近代为极盛”，而这又与“世方多难”有关。他
特别深究于光宣五十年间的诗人与诗派，所举上百个诗家，列述其事迹与风
格特点，真如数家珍。由于家世和交游的关系，汪先生与诗坛前辈及并世名
家多有往还酬唱，因此不但他的记述确实可信，他的评论也充满韵味。光宣
的诗坛是直接“五四”的，但我们研究“五四”诗歌，往往忽略其前承，似
乎那时是石破天惊，忽然产生出白话诗来似的。汪先生这几篇文章，真可为
当今研究者所取资。现在对这一阶段的诗歌能如此熟悉，而又具通识的，以
笔者所见，也只有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两位了。
文集中所记近代诗派，不仅于文学研究者有益，且对研究近代社会与思
想，都提供了不少真切生动的材料。如那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张之洞，《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记道：“文襄（张之洞谥）奖新学，而喜
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作，顿足骂道：‘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
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把这位“洋务”人物的面貌讽刺得入
木三分。
程千帆先生是汪辟疆先生的学生，他在编录文集时也已届70 余高龄，但
在后记中仍口口声声称老师如何如何。前辈风范，令人钦仰。中国近代学人，
博洽者有之，专精者有之，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的著作多有散佚。学术
界和出版界真应该组织人力，逐步地将这些著作整理、编印出来。对于学术
遗产，似也不应厚古而薄今。不少中国近代学者，在风雨飘摇、世路坎坷中，
默默地著书作文，这些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积累的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想起一则“附记”
前些天看《光明日报》5 月2 日的《史学》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不意发现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吕先生
是语言学家，却在历史学的副刊上发表有关史籍介绍的书评，不免引起我的
兴趣，就不管这一版面上题目看来重要得多的几篇宏文，专心读了这一豆腐
干式的短文。
说是豆腐干式，确也不错，我曾大致数了一下，全文只不过720 字光景，
加上标题的位置，也不过800 多一些。写得极朴素。不过700 来字的文章，
讲出了全书的主要优点，举出了读者看得明白也看了信服的例证，而行文又
清晰、自然，真是一篇难得读到的书评。
吕叔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权威，他的几本论汉语语
法的专著，我在大学时是作为教材研读的，工作以后因为忙，读他的专门论
文少了，但仍不时读到他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的小品，
感到非常有味道。却没有想到，他能放下大学者的架子，破门而出，写史学
方面的小文章，而又写得那么普普通通，似乎很不起眼，却又是那么富有见
地。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新整理
出版的某些古籍中标点上的错误，题目叫《整理古籍的第一关》。这篇文章
引起了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反应很好。文中引了唐人李济翁
《资暇集》中一句话：“学识如何观点书。”吕先生把“点书”是作为句读
或标点来理解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中年教师吕友仁，是70 年代末
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与我相熟，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给我，提出与吕
先生意见不同的理解，认为李济翁的所谓点书，系指音训而言，其含义是在
一个字的某个角上用红笔加个点，以表示该字的正确读音，这是一种标音手
段，是当时的习惯作法，而与“句读”无关。
吕友仁同志的文章，意见新奇可喜，论证详细平实。他作为晚辈，不敢
直接寄给吕先生，只叫我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未征得他的同意，就
告诉吕先生了。吕先生很快从我处要了去，过了不多久，复信告我，说他已
将此文推荐给《中国语文》，并已直接与吕友仁同志联系。1989 年第4 期的
《中国语文》刊登了吕友仁的文章，文后吕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则“附记”，
其中说：“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
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
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
读了这几句，我真是非常感动。吕友仁怎么能同吕叔湘这位大学者相比
呢？但大学者却把这位晚辈的纠误之文主动推荐给语言学的专门刊物上登
载，还特地检讨自己写文章时的疏忽，并把这一疏忽提到学风的高度。至此
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古人所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也真正理解了“盛
德”这一词的含义。
学术理性的启示
我于1958 年夏进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审读、加工了不少书
稿。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话。
编辑的劳动不纯粹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力，
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
可惜自80 年代初以来，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我逐渐脱离了具体的编辑
岗位，进入了所谓的领导层，同时也就失去了安静地阅读、加工书稿的乐趣。
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最后一部书稿，就是启功先生的《启
功丛稿》，时间是在1981 年5 月。那时我虽已担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
主任，还能抽出时间发一些书稿。这部将近28 万字的著作，5 月份发，同年
12 月印出，加上送启功先生校阅一次，我校读两遍，整个排校、印装过程是
相当紧凑的，按现在的速度算是够快的了。
但是说实在话，当初我虽说对启功先生的这部《丛稿》读过不止三四遍，
但限于自己的学识，体会还是不深。过了10 年，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
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
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
启功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书法家，这大家都知道，但对于他的书法的
体味、研究，却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而对于他的著作，如他关于古代书画
碑刻的考证，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语言的论述，却更非一般匆匆浏览就能
指说一二。启功先生作为著名书法家、文学史家、文物鉴定家，他的涉及中
国文化几个重要方面的卓越成就，督促我们不能只限于赞叹、仰慕，而要进
行踏实的钻研、探求。
在古代文学方面，近些年来，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作家作
品与某些文学现象，已引起重视，文学与历史、艺术等交叉研究，即所谓比
较文学，也成为热门。但恐怕很少人会想到，启功先生在30 年前，即已郑重
提出，并作出极为扎实的范例。他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写于1961
年，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啻为空谷足音。我觉得，年轻的研究者倘有志
涉足于古代文学这一领域，这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启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
明确提出：“碑帖中的材料，门类不一，例如除可供研究文字学和书法艺术
的资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学史和工艺美术等等方面的资料。”
接着文章具体论证了古代碑刻资料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即1。作品的校勘，2。
集外作品的补编，3。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4。创作技巧的研究。启功先生
所举的实例，上起晋代的《左棻墓志》，王羲之的《兰亭序》，下至明代董
其昌的《剑合斋帖》，例子之繁富，考辨之精当，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章中
所少见的，极富启发，现姑举一例。文中说：“其他像《忆旧游寄谯郡元参
军》诗，有黄庭坚的草书写本，异同也不少。。。这《忆旧游》一诗，校注
《李集》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事实确实如此。如李白诗中有“君家严君
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
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这里“北
凉”二字，黄庭坚草书写作“北京”，应当说是正确的，因为这几句写北上
太行，到太原游览，又说这位元参军之父这时正好作尹并州。唐时太原称北
京。这点为李白集作注的清人王琦已注意到，他说北凉即张掖郡，在西北，
而此诗“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晋词，中间忽言北凉不合，当是北京讹
耳”。可惜他没有看到黄山谷的写本，只能疑其误。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
卷二十九跋文，因看到山谷写本，即指出“行来北京岁月深，集本作凉，非”。
启功先生作此文时，校订李白集者，还没有利用前人已有的资料。限于篇幅，
我在这里，只能就平日读书所得，举此一例，但于此已可表明，启功先生在
文中所举的不少例子，可供我们进一步研讨发挥的正复不少。古典文学在与
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作互相结合、比较的研究，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它可以
使我们的理论探讨更有一个坚实的事实依据。这一点，在近年来秦汉史研究
因山东、湖南、湖北、甘肃等地陆续发掘的帛书、简牍而呈现十分活跃的状
态，可以得到证明。
启功先生在利用碑刻材料时，能以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广泛引用书面文
献，使他的结论建立在众多�